细胞基因治疗爆发前夜，可及性仍是最大制约因素

　　华夏时报记者 于娜 见习记者 杨燕 北京报道

　　在细胞与基因治疗(CGT)项目上市的过程中，究竟应该参照医疗服务还是药品的审批要求和节奏，在最初一直颇受争议。

　　国内细胞治疗监管的“双轨制”，让许多细胞治疗公司在早期通过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IIT)来探索产品潜力，相比更被大众熟知的IND流程，IIT这一过程目前在管理和规范上还存在较多的空白之处。

　　在日前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健康产业国际论坛上，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吴朝晖提到，对于干细胞行业的发展，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食药监总局就曾联合颁布过《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相对而言，体细胞的IIT管理就显得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尽管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科技教育司和医政医管局也曾发文，要加强相关操作的规范和管理，但是直至今日，详细条例办法也没有出台。

　　在审评审批方面走得最快的或许还是CAR-T类产品，这也是全球细胞和基因治疗类项目中最为活跃的成熟产品，目前全球已有八款同类别产品上市。

　　CGT监管指南尚在路上

　　CGT行业在过去数十年稍显沉寂的漫长研发进展后，以CAR-T产品被投入使用为火种，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成为大热赛道。

　　如果说2021年是国内细胞与基因治疗商业化元年，那么随之而来的2022年，大批初创期的生物医药公司拿到融资，前赴后继地扑到细胞与基因治疗行业，形成烽火燎原之势。

　　在4月20日至21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健康产业国际论坛上，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的专家学者、创业者齐聚一堂，对于细胞与基因治疗这一黄金赛道如何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不断完善技术、扩大应用、降低成本，如何从法律法规、技术研究等多个角度构建和完善相关生态体系展开了讨论。

　　国家药监局自2015年以来就针对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2016年建立了申请人和审评团队的沟通交流制度，2020年发布实施新的注册管理办法设立了四种药品注册上市的快速通道，包括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特别审批等为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开辟的快速通道。

　　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生物制品药学部副部长韦薇强调，很多细胞和基因治疗产品在Pre IND阶段就进行了至少一轮沟通交流，有的沟通次数多达五轮以上。这些充分的交流对后续注册申报的结果都会非常有帮助。

　　关于细胞与基因治疗注册上市的快速通道，韦薇逐一分析称，突破性疗法当前体量在细胞和基因治疗占到了23%，发展非常快。对于有突出的临床效果的项目申请优先审评，则能将整个审评的时限缩短几乎将近一半的时间。

　　关于附条件批准这一快速通道，在国内已上市的两款产品中已经有用到。产品在临床试验当中体现出很好的疗效的情况下，可以附条件先提前上市，上市后再完善把整个临床研究做完，这样也是为了提高患者的药品可及性。

　　可及性仍是制约CGT发展最大因素

　　从FDA在2017年批准美国第一个细胞治疗产品上市开始，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细胞与基因治疗这一行业正迎来产品陆续上市的收获期。

　　2022年是全球细胞和基因疗法获批总数创纪录的一年，当前这一领域有超过2000项临床试验正在开展，其中超过100项已经进入临床三期，公开信息显示，2023年预计有多达16款全新的细胞基因疗法有望在全球首次获批。据美国FDA预计，到2025年，FDA每年将批准10—20款细胞核基因疗法。

　　从企业端来看，审评审批意味着产品上市的进程快慢，而从患者角度来看，多位嘉宾在博鳌健康论坛现场分享时都会频繁提到可及性和支付环节存在的问题。

　　招商局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招商健康董事长李亚东表示，细胞基因治疗从药性到产品再到商品三品之间有两道鸿沟需要跨越，一是由于终端的产品或者场景是活的细胞，生产过程中的质粒工程、病毒工程等细胞生产成本和技术壁垒都很高，这种复杂性要求产业链分工更为细化，配套的平台建设更加专业化。随着国内细胞基因治疗管线快速增长，迫切需要可以支撑产业发展的产业链。二是由于细胞基因治疗投入研发大，生产成本高，治疗费用居高不下，我国已经上市两款CAR-T产品都在百万元以上，过高的售价使其无法进入医保，因此，可及性、可支付性仍然是制约细胞基因治疗行业发展的最大因素，迫切需要新的支付生态。

　　对于细胞与基因治疗长期以来的商业化支付难题，阳光融汇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冰峰举例称，从淋巴瘤癌症的五年生存期数字来看，美国是73%，而国内只有37%，两者之间相差一倍左右，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李冰峰提到，这里面有一个供需差异的因素存在。供给端靶向淋巴瘤的治疗细胞疗法CD19在国内已经有两款产品获批了，在不远的将来还有其他产品在做，CD19这个靶点基本是红海了，产品供给来讲是不缺的。但这里有一个支付的问题亟待解决。当市场出现巨大的缺口，而供给在那里，支付不够，商业保险就起到杠杆作用。

　　目前来讲，中国整体医疗盘子是4.4万亿，自费比例接近50%，7%是商业保险。但7%的健康险年化增速24%，未来依然会保持20%以上的增速，GDP有一个变化逻辑，即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跃迁。这也是为什么商保愿意往前走，持续挺进自费市场的原因。

　　对于支付难题，信念医药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肖啸呼吁在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实行分期付款等创新型的支付模式。在其看来，类似CAR-T之类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如果想要一次报销个大几十万元，那么进入医保目录短期内比较难，但如果能做到分期付款，将较大的金额分摊到五年中，这样对医保的冲击会大大减小。

　　产业链国产替代还在路上

　　尽管当前CAR-T等CGT产品使用人群尚且不广，还未从个性化治疗走到普适化阶段，但在原料及设备等部分领域已经有一些龙头企业出现了“包圆”的行为，对于CGT产品的可及性显然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说CGT产品是生物医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在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链发展的过程中，从原材料到基因合成设备以及质粒生产设备，产业链上下游的各个关键环节中，国产化进展如何，又会给行业带来哪些影响?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几个使用量比较大的耗材例如填料、培养基包括箱投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产替代。北恒生物董事长贺小宏在现场提到，在聊到国产替代时，不能简单地把国产替代和低价联系在一起，从当下市场来看，CGT产业相关的试剂、培养基等并没有比国外的价格低，替代是一个产业长期发展的趋势和当下的备选方案。

　　当然，不能忽视国产替代对于降本增效以及创新的影响，当产业有低廉的耗材可用，也意味着试错的机会变多了，创新效率会提高。

　　一位CGT行业创业者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对于尚在早期发展阶段的CGT相关企业而言，成本还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否符合国内外标准，能否保证供应链稳定性以及最重要的，是否会影响产品疗效，才是企业考虑的重中之重。只要产品疗效好，那么未来对标的市场不仅限于国内，欧美也有一搏之力。

　　在擎科生物副董事长杜军看来，国产化替代首先要满足功能性的要求，而不是说以价格为导向。他以擎科生物举例称，过去两年间小核酸药物的规模应用，需要用到高载量合成仪，世界上只有Cytiva来生产，价格八千万到一亿元，供货周期一年半到两年。很多人前年定的仪器，现在还没到。这个问题在普适性的药物下面这就是一个制约性的问题。杜军强调，国产化替代价格不是纯粹制约行业发展的因素，让产业应用尽用，覆盖未来的IND和上市需求也是关键。

　　过去三年内，无论是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还是突发疫情带来的部分行业关键性材料短缺，都足以提醒大家供应链的自主性和稳定性有多重要，任何一个产业供应链出了问题都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