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得了癌症，作为医生要不要告诉他？

朱利明今年 46 岁，是一名肿瘤内科医生，每天都在和生死边缘的癌症病人打交道。

行医这么多年，他发现一个背离一般经验的问题：设备越来越好，技术越来越高，但依旧不能让病人满意。除了治病，医生还能做什么？

以下是朱利明的故事。

医生与患者的距离

从医多年，朱利明心里一直记得两位病人。

第一位是一名求生欲极强的女人，得的是肺癌。癌细胞几乎把她吞噬殆尽，病号服穿在身上，就像是挂在了一根竹竿上，空荡荡得直晃。

可她太想活下去了。她想看到儿子恋爱结婚，想知道生活以后还会发生什么，还想要和自己未来的孙辈打声招呼……这个世界上她还有太多太多留恋的事情。可没办法，用遍了当时可用的所有抗肿瘤办法，还是没有跑赢癌症。

从疾病的角度看，她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可这个事实在太难让人接受了。她紧紧地拉住朱利明的手，不停地请他再想想办法。一个癌晚期无药可救，同时又极度虚弱的病人，把朱利明的手都拽红了。

朱利明手足无措。他发现当时的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患者，不知道怎么答复，不知道他该如何去安慰。

第二位病人是他的老乡，皮肤淋巴瘤，肿瘤疯狂生长，皮肤都出现了溃烂。

朱利明按照自己的习惯做了触诊，直接用手摸了肿块附近破损皮肤的边缘质地。没想到的是，后来两口子直接跪在朱利明面前，流着眼泪对他说：「在你之前，从来没有医生摸过我。」

这让朱利明意识到：原来医生一个这么微小的举动，对病人的意义如此重大。

他只是按诊疗常规做了触诊，但对病人来说，这意味着感受到一双有温度的手正在救治自己。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问诊现场。是盯着电脑一边写病历一边问诊，还是看着患者的眼睛询问身体状况，两种方式对诊疗的结果也许没有改变，但对患者而言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

这是朱利明开始思考的起点。

看见疾病背后的「人」

城市越来越大，医院越来越大，医生和病人都越来越深地依赖于医疗器械和既定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医生和病人之间似乎正在失去某种联结。

从 2010 年到 2014 年，我国医疗机构医患纠纷事件年增幅在 64.3% 以上，伤医案杀医案频发。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位编辑称，「中国的医生正身陷危机」。一些医疗纠纷和暴力事件，甚至发生在流程完全正确的情况下。

哪怕医生在流程操作上完全正确，为什么还是有冲突？在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医患双方是不是都还需要别的东西？

朱利明联想到了一种已经不再常见的医患关系：赤脚医生和村民。相较于现代化的大医院，好像村里的医患关系总是更融洽。一个村，或者一个社区卫生院里可能只有寥寥数个医生，在这个非常非常小的范围内，医生知道所有病人的生活情况，病人也充分地信任医生。这时候看病就不只是看病了，还有很多疾病之外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病人的经济状况，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这些信息看似琐碎，但却在无意中让医生开出一张更加因人制宜的处方。

疾病背后的人，得以被不断看见。

「医学技术快速发展以后，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让医生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现代医学是无所不能的」，朱利明说。但在无数次的暴力，失望和无力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循证医学的局限。有什么可以来补充这种局限吗？

在问题的驱使下，朱利明选择了叙事医学，想要由此去理解并接受患者的痛苦。

叙事医学，可以让医生有一个看待疾病的新视角。它还倡导医生要学会去听患者的故事，理解患者的故事，再现患者的故事。

医生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角色，他也要成为一个侧写师，一个侦探。从看诊的那几分钟里获取到找到疾病背后的蛛丝马迹，给出一份更贴合病人心理和实际的处方。

戴上这样的「滤镜」看病人，朱利明变得更加敏锐了。

有一次，他在一家医院门口看见了一双在现在的城市里极少能见到的解放鞋。他尾随在这双鞋的主人后面，默默记下看到的一切细节：

「他没穿袜子，解放鞋和稍稍卷起的裤腿上沾着半干的泥浆。这天没有下雨，也许这个男人刚刚从建筑工地或田地里匆忙忙感到医院接他妻子出院。」

「步履匆匆，但每走二三十米，都停下来回头等落在后面的妻子……男人右手提的是装了衣服的塑料袋和胶片袋，左手拎的是两个黑色的塑料袋，像是装了饭盒和碗之类的东西。」

图片来源：朱利明医生

「我无法揣测男人的妻子罹患了什么病，在医院里治疗是否顺利，有没有痊愈出院，这次住院花了多少钱，他们有没有为这次住院背上债务。但我想他妻子的病不会太轻，她就诊的这家医院是三甲大医院，收费要比县里的医院高，报销的比例也低，但他们选择到这里就医，应该是下了决心的。」

「我还想，这个男人也许很爱他的妻子。」

从这样的观察里，他不再只看到病，而更能看清背后的病人。

朋友得了癌症，我要不要告诉他

朱利明没有想到，有一天诊室里会出现自己最好的朋友。

作为专业医生，在朋友讲述自己体育bd 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知道问题比较严重了。

一步一步的检查，其实意味着对坏消息一步一步的确认。虽然面对了无数的肿瘤患者，但当肿瘤患者是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朱利明还是慌了神。

「我也一直很犹豫，在做思想斗争。我在想是不是让别的医生告诉他这个结果，或者还是等他家人做决定，再或者先隐瞒一下，过段时间再说。」

但最后，无论是作为医生还是朋友，他都决心不仅要实话实说，也要和朋友一起直面死亡，帮助他不留遗憾的离开。

告知患者坏消息，并不意味着就是让对方觉得绝望和残酷。这也可以是给他们更多的时间，一点点安排好身后的事情，完成那些未尽的心愿。

在看到这么多隐瞒病情的家属后，朱利明意识到，大家对死亡总是因为恐惧，所以逃避。

大家习惯把死亡看作是幸福的终点。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感到幸福，因为我们有天伦之乐，我有亲密的朋友，有爱情，有事业，但是死亡以后这些都没有。大家也会把死亡看作是社会关系的终结。子女，父母，爱人，如果离开这个世界的话，这些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死，或者说有愧疚。

但对癌晚期病人来说，隐瞒没法解决问题。病人不仅要处于身体的巨大痛苦里，还要承担精神上的压力，反复猜测自己的身体状况，更加加重了他们对于未完成心愿的遗憾，没办法好好离去。

在他的观察里，癌症患者对于病情往往会经历这样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否认，不能接受病情。再后来是恐惧焦虑或者愤怒，想要找到一切可以的办法，再往后就是抑郁和平静地接受。

医生和家属所能做的，就是帮助他们尽快度过前面的阶段，放下包袱，减轻痛苦，尽可能延长他们平静、快乐的时间，最终能够安心地离开。

这是一个肿瘤科医生看待疾病的态度：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该承受的总是要承受的，这就是生活。」

「就坦然吧。」

策划制作

文字：年糕 | 策划：楼道 | 监制：朱广立

插图：朱利明医生 | 封面图来源：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