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脱口秀的医生

不想做一个跟别人一样的人

何沐是一名三甲医院呼吸内科的住院医师，同时也是签约了剧场的兼职脱口秀演员。

他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在医院，但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比如治病救人、发掘复杂病情背后的病因，只占所有工作的十分之一。剩下的，都是他无力改变的制度性难题，比如患者的不信任，比如医保对医生的限制。

脱口秀让他得以短暂地逃离医院，获得喘息、释放与掌控感。当剧场四周一片黑暗，唯一的追光照向他时，It’s his show time。

医学类的脱口秀段子

何沐经常在脱口秀演出里调侃自己的医学背景。

“说起海归和医学博士你们会想到什么？”他问。但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台下观众的互动回答，他自顾自地往下讲：“一个没有头发的叔叔，戴着和啤酒瓶一样厚的眼镜，颤颤巍巍地走过来，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他故意拉长尾音，停顿片刻，嗓音压低，说“哪里不舒服啊？”台下一片笑声。

这个调侃还没有结束。“是吧？只可能是这样吧？而且这种title（头衔）丢出来之后把人的‘身份’做得很高，会给人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有一次演出，主持人在介绍我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观众小姐姐一脸的好期待好期待，等我走上台，（表情立刻变成）啊好草率好草率。”

他的声音突然变低变缓：“朋友，几十块钱的票价，你在期待什么？”随即音调突然上扬，还加上了幅度较大的手部动作。他边说边朝左、朝中、朝右摊手：“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吧。你真的要学会，什么叫好吧，行吧，算了吧！”台下哄堂大笑，响起掌声。

正在说脱口秀的何沐

这场近25分钟的演出效果很好，何沐也很兴奋，讲到一些桥段时，他也笑了。“说脱口秀需要情绪，只要情绪上来了，我就不会太紧张。尤其当台下观众的反应很好，和台下的互动也很到位时，完全不会紧张。”

他从不背词，而是习惯列一个提纲，按顺序写上当天要讲的一个个小故事的要点。根据演出时观众的反应，有时候会调整故事顺序，有时候会加一些即兴的调侃或表演，哪怕故事内容大差不差，但每次讲出来时都会有些不一样。

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大多来源于生活，何沐也不例外，他有三分之一的段子都和医学、医生、医院相关。有些比较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比如他讲自己在悉尼大学伍尔考克医学研究所读医学博士期间，被外国同事误会会“来自东方的神秘中医技术”，从而引起的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有些段子可能因为涉及专业名词，导致共情的门槛较高，观众的反应比较冷淡――比如患者说自己吃了硫酸，后来发现是药名没念全，实际吃的是硫酸甲硝唑胶囊。

还有一些段子，因为涉及排泄物和敏感部位，被人说恶心、低俗。甚至有观众在大众点评里评价何沐，“某个医生，去掉极Low的黄段子，估计就只剩自我介绍了，内容直接引起不适”。

他觉得有点委屈，“这些事在医生眼中根本不算涉黄，我只是在临床上遇到了这些事，把它们拿出来讲，只是因为知道它在别人眼中带有不一样的情绪色彩，但我觉得它们不是禁忌，是可以从中提炼出幽默的”。

其中一个被认为“涉黄”的段子，何沐描述的是大概二十一二岁，还是个“菜鸡”医学生的自己，毕业实习轮转到乳腺外科时，第一次为女患者检查乳房的一系列心理变化。

一般情况下，都是患者觉得尴尬、紧张，已经司空见惯的医生内心毫无波澜。但当时情况恰好相反――何沐既紧张又尴尬，脸也红了，反倒是患者调侃了他几句。

“把这段经历写成段子，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不是穿上白大褂就瞬间变成医生了，从人进化到‘毫无性别感受’的医生是需要过程的，”何沐说，“现在让我给女患者检查乳房，我心里不会有任何波澜。但是对于一个刚踏入临床的实习生来说，还没有办法完全进入医生这个没有性别的角色，还是会带入一些性别色彩。”

他还想通过这个段子告诉大家，医生也有不一样的一面，人们看到或想象中的严肃冷漠并不是全部。但可能与大环境有关，观众对这些段子并不买账。自省之后，何沐觉得可能自己也缺乏把恶心和所谓低俗的东西写得很搞笑的技术。

无论如何，这类段子他再也没有讲过。

踏上脱口秀之路的医生

何沐尝试讲脱口秀，最初只是源于“男性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胜负欲”。有一天下班，几个同事拉着他看了一场线下脱口秀表演。当时有个演员介绍自己是医学博士，学医的几个人立刻“兴致来了”。

“我就觉得那哥们讲的东西都不好笑，如果是讲同类型的话题，我能比他好笑多了，”何沐说，“当时朋友也怂恿我，‘你平时不是挺幽默的嘛’，我觉得那我就试一试吧。”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抽空就写些东西，然后自己琢磨。成了一个段子之后，他报名了开放麦。与正式演出逗笑观众的目的不同，开放麦更倾向于让脱口秀演员对着观众练习、打磨段子。因此，开放麦的场地比正式演出的更小，观众会少一些，也坐得更加紧凑。

何沐第一次讲开放麦，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讲脱口秀那天，他的好朋友来了，就坐在第一排。加上整个开放麦的氛围比较放松，他以前也有过多次舞台经验，他无比自如，“比我在课上做PPT分享时还放松”。

那场表演的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何沐获得了已经很久没有从医生本职身份中得到的成就感。事实上，那时候，他正苦恼于现实中临床医生的处境与自己最初的想象差异太大。

做医生其实是何沐从小的理想。他小时候经常生病，去完医院就痊愈了，所以“那件白大褂是我心中最帅的衣服，解决别人的病痛是我心中最酷的事”。加上母亲也是一名医生，医院对他来说又多了一层熟悉和亲切感，他因此走上学医的道路。

甚至，因为觉得科研能力强的临床大夫能走得更远，临床只要肯花时间不会做不好，而科研需要年轻时候的积累，他在专硕规培的最后一年退出，去考了专业型医学博士。

博士期间，他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去澳大利亚公派留学了一段时间，共以第一作者发表了6篇SCI论文，总影响因子27。

2018年亚太呼吸年会上，何沐和钟南山在同一个会场作报告

但现实远比理想残酷，专硕和专博期间大量接触临床的机会，让何沐失望地发现医生的工作远不止为患者治病而已，“碰到更多的是患者不配合治疗，病情又很重，家属时不时还要找你麻烦；医保限制了某种病只能用某种药，但其实另一种药的效果更好；如果有一个字没描述清楚，病历就不过关……总之精神时刻紧绷着，生怕自己出一点纰漏”。

医生这份工作还挤占了很多属于他个人的生活时间。他每天6点30起床，7点30之前赶到医院。在8点正式上班时间之前的这份空档，他用来梳理当天的工作安排，然后进行预查房，和患者做好前期的沟通。

之后是在上级医生带领下的查房。查房结束后，根据上级医生的指示，他开始安排患者当天的治疗和检查。如果来了新的患者，就要了解新患者的情况，为其安排基础性的检查。如果有出院患者，就要帮其办理出院手续，制定出院后的治疗计划，并告知注意事项。

当一些患者的病情出现变化，或治疗效果不理想时，他要和患者家属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打算如何解决，后续的治疗还可能出现哪些问题等。午休时间被他用来工作，或者去咖啡馆阅读医学文献。他经常在7点左右下班，周末的话，哪怕不值班，上午也要去医院查房，了解患者当天的情况。

带着实习生查房的何沐

周末值班要在医院待24小时（从第一天早上8点到第二天上午查完房），上24小时休24小时。平时的夜班值班则从中午12点开始算起，值到当天下午2点30后，可以回家休息到傍晚5点30，然后回医院值班到次日中午12点，第三天上午8点正常上班。一个月里他大概要值班6次。

10月2日晚上，他在值夜班时被患者大骂，“你这个医生怎么说话的？医德败坏，我要曝光你！”起因是对方想让他开进口曲美他嗪，但医院只有国产的。他提醒了一句，“你要进口的就去药店买，不贵”，但对方突然发起脾气，“让我去药店买药，这是医生该说的话吗？”

何沐很生气，但他面对患者只能好言好语地解释。事后，他发了朋友圈吐槽，还是不解气，最后他决定把这个场景写成段子，主题就叫没有医德的一万个理由。他感叹自己“最初想做医生那种理想的感觉已经被慢慢磨平，变成了一个可耻的现实主义者”。

只是一种调剂

何沐并不符合传统叙事中医生的正派形象――他每天骑机车上下班，在国外时留过马尾辫，还兼职说脱口秀。他的父母长辈尤其反对他说脱口秀，觉得他“不务正业、浪费时间”。

他并不在乎这些反对意见，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做一个跟别人一样的人”。但他偶尔也会焦虑别人已经组建家庭、养育孩子、事业有成，人到三十的自己却什么都没有，甚至因为之前考博放弃硕士规培的选择，到现在还只是个正在接受规培的住院医师。

相似地，何沐觉得脱口秀在当下最大的作用在于能帮他远离医院压抑、繁杂的氛围，尽情地抒发自己，“就是那种自己能干成一件事的感觉，我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就能让你笑，因为我就是想让你笑”。

但他又很想通过段子的形式，让医院里那些很糟心、充满负能量的事情呈现出积极阳光的角度，“让大家对这个行业有新的认识”。

“我觉得我所谓的逃离医院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行业了，或者我要退出这个行业了，这种逃离是一种阶段性的――自己不断地走出去，让生活中不是只有医院、工作，适时转换视角、思维和生活方式，然后再回来。”他说。

但何沐目前面临的困境是，观点输出类的脱口秀文本具有一定的创作难度，包括一些写作技巧，都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和打磨，而他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他大概一周去一次开放麦，商业演出的话除非需要值班，不然他每周也会去至少一次。

“因为商演基本都在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只要拿出来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他笑着说，“而且不管怎么样，商演是有报酬的，作为一个青年医生，缺的除了时间还有钱。”

演出前，何沐面对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找感觉

除了很多旧段子需要改，何沐也很久没有写过新段子了，虽然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了几十条让他有灵感的片段。“但也不能一直吃老本吧，时间精力确实是难以平衡，”他说。

他目前还不确定会不会把兼职脱口秀演员一直做下去，但他确定自己不会辞职去做全职脱口秀演员，“还是觉得脱口秀不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只能说是一种调剂”。

他设想过有一天，如果在大医院里做医生实在难以为继，可能会去云南大理开一个诊所。“我很喜欢那里，生活节奏比较慢，每个人好像都很开心。我没有治愈癌症、改变医疗环境这种伟大的理想，”他笑着说，“但我希望可以没那么累地做到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一个好医生，照顾好身边的人。”

不过至少目前，人们还是能在剧场里看到他。当封闭、黑暗的剧场打出全场唯一一束追光，照向舞台的中央，也是他站立的地方时，“灯打在眼睛和身上都是热的，那一刻，我知道该我说话了”。

来源：医学界

责编：田为

校对：臧恒佳

制版：舒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