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抑郁里的孩子们

如何接纳“生病了”的现实？

如果家庭不能给予足够的支撑，患病的孩子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本文授权转载自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

撰文：韩谦

“我已经走到了大桥上，打算跳下去，有位路过的大叔拉住我。”一位初中女孩在诊室里讲述着她最近试图轻生的经历。说着，她啜泣起来。

等女孩走出诊室后，一旁的母亲询问医生张劲松，“她说要自杀，是不是装的？我们刚生了二胎，她不会是想吸引我们关注吧？”

张劲松的语气强硬了起来，“家长要是这个态度，医生帮不了你们什么。”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半数精神疾病始于14岁，但大多数病例并未得到发现和治疗。而在精神疾病中，80%的抑郁症开始于青春期。

先天特点、家庭关系、学业压力、同伴交往、网络成瘾等种种因素织成了一张复杂的网，把许多青少年困在抑郁、焦虑中。《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重度抑郁为7.4%。

对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来说，如何接纳“生病了”的现实，面对它，然后作出改变，从这张网中拨开一丝缝隙，是他们当下不得不去接受的挑战。

孩子和家长共同参与的团体心理治疗课程

“接纳现实”

7月初的一个周六，中午12点，王依然补完课，回家扒拉了几口饭，就和妈妈赶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以下简称“新华医院”）。她们得赶在3点前到达。王依然记得治疗师在第一次见面时的提醒：在历时半年的24次课程里，迟到15分钟就算缺勤，连续5次缺勤相当于自动放弃。

另外5个家庭也从上海各处来到这里，共同参与一个半小时的团体心理治疗课程。参与治疗的孩子大多是初、高中生，他们受到抑郁、焦虑情绪的困扰，有的已经休学，也有人曾试图自杀。

大家围坐在会议桌前，治疗师杨慧介绍这次的课程主题――“接纳现实”，“当你不能解决问题时，尝试用接受来降低痛苦。”

“有什么是目前改变不了，但对你来说又很重要的事吗？”课程进行到快一半时，杨慧问道。

沉默了一阵，一位瘦小、扎马尾辫，戴着眼镜的女孩低声说，“很多事不是我希望改变就能改变的，但又没法接受，只能让自己沉浸在痛苦里”。她就是王依然，正在读高中。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杨慧问。

她转向妈妈，“能说吗？”获得妈妈的点头允许后，王依然第一次分享自己的困惑：“‘爸爸不爱我’这件事总会让我难过，不管我做什么努力，他还是那个样子，很难改变。”

在家里，王依然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关门声大了些，碗里的青菜没吃完，又或是早起时发出比较大的动静，都有可能会触发爸爸的责骂。当然，她最害怕的还是父母开始大声说话，这意味着接下来两人会有一段激烈的争吵，然后是持续几天到半个月“冷战期”。

“这样的爸爸就该去死！”一直在座位上盯着手机屏幕的女孩小佳情绪亢奋起来，打断了王依然的发言。她的爸爸坐在边上，挠了挠头，没有说话。

上幼儿园时，小佳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爷爷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当她逃回房间，反锁上门时，爷爷也会试图砸门闯入。那时候，她向父母求助，但父母“总觉得我做错了什么，活该被爷爷打”。爸爸有时也会使用暴力，只要她一哭鼻子，就少不了挨顿打。现在，小佳16岁，这些事产生的影响远没有过去，和父母吵架时再提起这些来，她却总是被认为是在“翻旧帐”、“装可怜”。

杨慧试图缓和现场的气氛，她说：“在坐的有多少人面临家庭问题？”4个家庭的孩子举起了手。

“对任何人来说，接受‘爸爸不爱我’这件事可能需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她建议，既然现状僵持着，不如试着淡化爸爸对自己的影响，把关注点转移到自己身上，或者去发展与其他亲人的关系。

另一位女孩也抬起头，分享自己状态的变化，“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个‘渣爸’。时间久了，就会想，‘反正也没见过几面，随他去吧’。”

课程快结束的时候，小佳的爸爸身体向前探了探，示意发言，“我也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在他的个人经历里，同龄人似乎都是被父母从小打到大的。但当他把这种教育模式用到自己孩子身上时，不知道怎么就不成立了。

“不是你们那一代家长都会用暴力！”小佳的情绪再次爆发。

杨慧迅速给了小佳肯定，“你说得对，家庭暴力肯定是错误的。”之后，她也肯定了父母的努力，能来到这里进行培训的家长至少已经在试图作出改变，“但改变需要过程，我们要互相给对方一些时间”。

参加培训的不同家庭之间，不知道彼此的身份，也不被建议私下接触。因此，在这个会议室里，他们能够分享内心里关于家庭的最隐秘的故事。

把长久困扰自己的问题说出来后，王依然松了口气。她开始意识到，还有同龄人和自己一样遭受着家庭关系的困扰，自己没那么“特殊”。

家长和孩子在张劲松的诊室里就诊

连锁反应

在新华医院，临床心理科以治疗未成年人的情绪障碍见长。根据医院的统计数据，约三分之二的就诊者是未成年人。

上午八点，诊室外的座椅上就坐满了人。有的家长带着孩子一大早从浙江、江苏等地赶来，还有人专程从青海来就诊。为了约上科室主任张劲松的专家号，大多数人已经等了一两个月。

几乎每次坐诊，张劲松都能遇到自伤的孩子。他们的手臂、大腿、后背等被美工刀刻下或深或浅的伤痕。去年年初，因疫情居家隔离时，刘琴在王依然的棉毛衫上也发现了血迹。她走进女儿房间，一把抓起她的胳膊，撩起衣服，发现小臂上布满了蛛网般交错的划痕。

“怎么能这么伤害自己！”刘琴想不到，在大家眼里乖巧、懂事的女儿会做出这样的事。王依然跟她说起最近状态的变化：睡不着觉，有时会感觉呼吸困难，眼泪经常会不受控制地流下来。那时，刘琴把女儿的行为归于学习压力，因为中考马上就要到了。刘琴安慰她：不用紧张，家里对你的成绩没什么要求。

后来，王依然通过了一所市重点高中的自主招生考试，被实验班提前录取，她的状况也有所好转。

从高一开学前的返校日开始，王依然的那种熟悉的紧张感一下子又回来了。班会上，数据被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按照考试成绩，学生们被划分等级：年级前10%是“复旦、交大”，前20%“可以冲冲985”，倒数20%就意味着“可能上不了大学”。

自2014年上海高考“3+3”不分文理改革开始，高一末，王依然有地理、生物的合格考，高二下学期是这两门学科的等级考，计入高考总分。高三上学期，就可以提前参与英语春考。这也意味着，高一入学后，关于高考的“战斗”就开始了。

班主任跟同学们强调，“你是实验班的，就要有实验班的觉悟”。所谓的“觉悟”，在王依然的理解中就是，重点高中里实验班的学生，就得考上一个好大学，不这样“面子上说不过去”。

高中生活还没正式开启，王依然的身体就发出了预警：头痛、胃也开始不舒服，总有种想吐的感觉。很快，整个人都消瘦下来。开学一周左右，王依然在母亲陪同下去新华医院做了诊断，结果是轻度情绪障碍。

之后，王依然每日按时吃抗抑郁药物，可状况始终没有缓解。两个月里，她经常腿软，严重起来甚至没有办法正常起身。每到有课堂测验的日子，早上一起来，她就会犯恶心，呕吐。刘琴不放心，带着女儿做了全身体检，但没查出任何问题。

王依然困惑，即便有时候心理上没那么紧张，生理上却总伴随着强烈的不适。“我妈有时候也不理解，我怎么老是身体不舒服？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它是一个连锁反应。”

学习成绩也因此难以提高上去。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学校不再公布考试的具体排名，但会提供一个等级，王依然总徘徊在C、D之间。这意味着离她目标中的上海本地985大学，还有100多人的距离。

父母在学习上没给她什么压力，但她总觉得，父母都是博士，她也得证明自己，“我没有那么差”。

刚进入大学的徐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诊室里，徐妍向张劲松描述自己的困境：即便是把感兴趣的东西放在眼前，她也没法集中注意力了。

她受到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以下简称“ADHD”）的困扰。大约两年前，她在另一家医院被确诊为重度抑郁，抗抑郁药物没能对她产生太多帮助，她没法看下去书，很容易就变得烦躁，大一没念完，就申请了休学。

在诊室里，前来就诊的半数以上都是患ADHD的儿童。张劲松有些无奈，近年来，在医院确诊ADHD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多，一些孩子单看体育bd 是轻度的，而随着年龄增长，孩子逐渐产生自我意识后，如果在学校的成绩下降，就会导致自尊心受挫、厌学，最后带来抑郁、焦虑的情绪障碍，“情况会越来越糟”。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中心副主任杨莉曾撰文指出，根据国际上的数据，ADHD发病率约为7.2%。其中，75%以上的ADHD患者至少存在一种共患病，在青少年期，常见的共患病为品行障碍、合并心境与焦虑障碍，到了成年期，就可能共患反社会人格障碍、物质使用障碍（如吸毒、酗酒等）。

在新华医院统计的135例7至10岁ADHD患者中，27%有焦虑障碍，18%有抑郁障碍，15%共患焦虑、抑郁障碍。

休学近半年，徐妍做不了太多“动脑子”的事，大把的时间都被用在了看漫画、刷手机上。每天天开始变黑的时候，她会躺在床上，注视着天花板，感受心脏“砰―砰”地跳动。这时候，她开始怀疑自己，甚至讨厌起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怎么还这么累呢？”

新华医院里等候心理培训的家长和孩子

孩子病了

和成人不同，未成年人是否接受心理治疗，大多数时候取决于家长。

张劲松遇到过不少让她惋惜的案例。一个16岁的女孩，父母离异，独身在外地上学，曾被人性侵，后来发现自己怀孕后做了流产手术。她自己来到医院就诊，张劲松给她安排了心理治疗，可之后再去通知女孩治疗时间时，张劲松联系不上她了。

还有位出生在精英家庭的女孩，从小就很优秀，但上了重点中学后，学习成绩不再拔尖，她很难适应。“孩子的观点就是我要么很出色，要么我就去死。”张劲松说，“（家长的）自我感觉也非常好，特别喜欢在别人面前晒孩子”，他们无法接受优秀的女儿变成这样。

张劲松叹了口气，如果家庭没法给予足够的支撑，对孩子来说，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在诊室里，徐妍和母亲也发生了分歧。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情绪消沉？”张劲松问徐妍。

从她上高三开始，那种“不知道为什么活着”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了。那时候，同学们都在为“考上一个好大学”而努力，徐妍总是想，为什么一定要考大学？即使考上了，然后呢？

“高中的人际交往给她带来了很大影响”，母亲分析，徐妍小学、初中上的都是私立学校，到了公立高中，她与学校里不同家庭文化背景的学生产生冲突，她的价值观显得格格不入。

徐妍反驳，“你说的不对！”母亲嘴里的自己好像是个太善良、太有道德感，才会受到伤害的乖乖女。母亲之前就跟她谈过这样的看法，“我说过这不符合我，但她始终觉得这是最贴近我的”。6岁时，父母离婚，徐妍和母亲、外婆一起生活。母亲总是很忙，在单位里是做决策的人，一个礼拜至少三四天都在外地出差，“她是一个强硬的人，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断。”徐妍说。

拿到今年2月女儿在复诊时做的量表结果，刘琴“一下子震惊到了”。检测结果显示了“两个重度”：重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之后，在张劲松的诊室里，王依然讲述了父亲对她的影响，在这之前，刘琴一直认为是学习压力造成了女儿的问题。

刘琴意识到，虽然自己已经学会了如何同丈夫相处，“他生他的气，我过我的日子”，但没想到女儿受了他这么大的影响，“以前觉得，孩子嘛，哪还有这些心思？”

如今回想起来，家庭氛围的不稳定，让王依然从小就缺乏安全感。小时候，爸爸带着王依然骑电动车出门办事，只要她被要求单独在电动车边上等会儿，她就开始担心爸爸会把自己甩掉。“损失一辆电动车就能把我扔掉，好像是件非常划算的买卖。”王依然说。不仅如此，家里的写字台背对着门，王依然总觉得会有人从门外进来暗杀自己，直到现在，她写作业时仍会不时回头，看看门后有没有危险。

“我太马虎了。”刘琴懊悔，女儿之前也跟她讲过这些感受，她只是把这归结于孩子看了太多侦探小说。

确诊“两个重度”之后，家里开了次家庭会议。王依然说出了自己看重考试成绩的原因，从小，爸爸就对她很严厉，她认为这是因为爸爸不喜欢女孩，所以就一直希望自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证明给他看。

为了讨好爸爸，王依然还撒过谎。小学时上画画课，老师的奖励最高是五颗小红星，有次王依然拿到了四颗星，为得到爸爸的表扬，她从老师那儿又偷拿了一颗。

在那次家庭会议上，爸爸也哭了，他觉得自己被误解。他解释，自己对女儿严厉，并非是他不喜欢女孩，只是想对女儿有更高的要求，想让她成为一个被大家认可的人。

那之后，刘琴和丈夫商量，决定满足女儿的心愿，养只猫。王依然给她的猫取名叫“软软”。“大概是觉得家人心肠都太硬了吧。”刘琴说。

“不要解释自己”

和徐妍见面的下午，她不时询问我的状态，“一直在说我的事，会不会觉得太无聊？”“说了这么多，会不会给你带来负面情绪？”

她总是担心自己会麻烦到别人。即便是在饭店里问服务员要餐巾纸，她都紧张得像要上台做演讲，“声音抖得不行”。

徐妍问过心理咨询师，为什么自己会顾虑这么多。心理咨询师告诉她，从小接触到的各种事物对她施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她。不要试图去解释自己，你需要去接受它，“这就是命”。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重度抑郁为7.4%。在多名医生与张劲松合作的一篇论文里，分析了2013至2017年间，来上海的新华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和儿童医院3家机构就诊的心理疾病病例。这期间，青少年累计就诊近7万人次，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2016年、2017年的青少年就诊人数都比前一年增长了50%以上。

为什么近年来青少年心理疾病病例数量增长？张劲松认为，这无法作出明确归因。一方面，心理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以前，不少有情绪障碍的未成年人没有进入医院就诊。另一方面，先天特点、家庭状况、学业压力、社会交往等因素都在对个体产生影响，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情绪问题。

当然，张劲松也察觉到近年来前来就诊的青少年确实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前些年，孩子往往都会离家出走，现在，他们干脆窝在房间里不出来了”。

到了高中，王依然失去了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从一入学开始，大家忙于课业，班级微信群也只用于布置作业和发通知，没人会在里面聊天。

她发现同学们似乎对精神疾病没有那么高的接受度。在王依然班上，也有受到抑郁情绪困扰的同学。每次这个同学情绪不好，爸妈就会带着她逛街，买东西。一些同学议论，她所谓的抑郁就是装的，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王依然也担心，如果把事情告诉父母，是不是会对他们构成威胁，“必须要听我的，就要给我买东西，满足我的想法”，她不希望父母有这样的感受。

刘琴也有些无奈，女儿总觉得她关心的只是生活表面上的事，没有关注她的内心，“我问她内心到底是在想什么事，她又不说了。我能怎么办？”

“手机是我唯一的乐趣了。”王依然说。在新华医院有关网络成瘾的量表中，她的测试结果是“重度成瘾”。

上海24小时青少年心理咨询热线是王依然的一个“树洞”。6月，期末考试结束回家后，王依然关上房门，跟负责接听心理热线的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暑假里，王依然习惯每周三给热线打电话，跟同一个心理老师讲讲最近一周发生的事，又或是说说以前的困惑。心理老师会教给她一些技巧，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做深呼吸，和妈妈吵架了，那就冷静下来，想想为什么要吵架，怎么样可以更好地解决问题。

王依然也经常在一个“解忧倾诉”类手机软件里回复别人的“求助信”。到现在，她写了87封回复。其中一位求助者是个初三学生，她和唯一的好朋友闹了矛盾，王依然指出她在朋友关系里表现得有些卑微，建议她在班里多找些朋友，“不从学校里练起，到了社会还是会吃亏，尝试着现在就去做吧”。还有一位求助者，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自卑、社恐，总会冒出“想离开”的想法，王依然在回信里鼓励她，“别丧失对生活的信心，虽然有时候会很丧，但是过后一定要有踹两脚的勇气！”

回复信送达求助者后，要是对方觉得有帮助，王依然就能得到一个“玫瑰花”图标。她喜欢这种被别人需要的感受，“好像能找到我的价值了”。

团体心理培训中家长和孩子会进行“正念练习”

改变

在那堂关于“接纳现实”的课程过去一周后，几个家庭又聚在新华医院的会议室里开始新一次的培训。“大家有学着接纳那些改变不了的事情吗？”培训师杨慧问。

一位父亲分享了当天的一件小事，进医院时，他开车走错了道，被保安拦下。当时正下着大雨，上课也要迟到了，“那一刻脾气很暴躁，想跟保安吵架”。很快，他冷静下来，事情既然发生了，就只能接受，在保安的指引下找到了来会议室的路。

接着，一位母亲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孩子因为学习压力太大，产生了情绪问题，现在休学在家。她担忧，即便现在接受了孩子不上学的状态，那将来怎么办？“社会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孩子上不了大学，她自己能承担这个后果吗？”

讨论中，一位十三四岁模样的孩子告诉她，“或许这个担心是你自己的，不是孩子的”。

另一位母亲说起自己的感受，当她看着女儿在培训室里只是盯着手机屏幕，从不抬头，也不参与讨论时，她意识到，家长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引导孩子，孩子能坐在这，已经有进步了。“孩子变得独立，她的意志和将来都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她说。

对于家长的“操心”应该在什么限度内，杨慧分享了之前一次培训时，家长和孩子的辩论结果。那是一次由玩手机引发的争论：孩子手机成瘾，父亲想没收手机，孩子则坚持认为自己不需要父母约束，自己可以管理好时间。最后，大家互相作出让步，规定了每天可以使用手机的时间。“只要孩子的行为在法律、道德和生命安全的三条红线内，就可以给孩子更大的空间。”杨慧建议。

既然现状不受自己控制，王依然也试着减小爸爸对自己的影响，当他脾气又爆发的时候，她开始选择“不听”，点开音乐，让自己舒缓下来。

王依然注意到爸爸也有了些变化。前些天，因为她的关门声大了些，爸爸正要发作时，“把脾气憋了回去”。然而，父母的关系还没有改善，有时候两个人吵起架来，王依然还是会习惯性地警觉起来。她仍害怕单独和爸爸相处，刘琴出门时，王依然总是问她，“可以早点回来吗？”

母女间尝试着给彼此更多的支撑。前些天，作为新手司机，刘琴第一次开车送女儿上补习班。一路上，王依然坐在副驾上给她打气，“开得蛮稳”，“蛮好的”。开错方向了，刘琴着急起来，王依然鼓励她，“没关系，你就跟着导航继续开”。回家后，刘琴在丈夫面前表扬起女儿，“她比教练做得还好呢，要是你在，脾气早就该‘炸’了”。

徐妍开始按照新的处方服药，状态有些好转，可以读进去一些自己喜欢的文学书籍了。她逐渐放下了对“人为什么要活着”的思考，“既然活都活着了，那就好好干吧”。虽然仍担心自己在课业上没法集中注意力，她还是作出改变，选择在新学期复学。

她记得那次门诊快结束的时候，张劲松问她，“为什么要来看门诊？”

“总还是想能把喜欢的事情做下去。”

“那很棒啊！我们就帮你实现这件事。”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除张劲松外，文中均为化名）

来源：北青深一度

作者：韩谦

责编：汪航

校对：臧恒佳

制版：舒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