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人看病的人

早上5点半，28岁的吴小敬已经起床，7点半之前，她要到达上海一家医院，搞清楚哪个检查应该在哪栋楼、哪一层做，报告在哪取。她的同行者会在稍晚些时候出现，通常是年纪大她许多、受病痛折磨的老人。

从去年十月开始，吴小敬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健康咨询机构做全职陪诊员，陪伴患者在医院的大楼里穿梭，经过各类检查室、诊室、楼梯间，代替他们挂号、排队、收费。一天下来，她的微信步数在两万以上。傍晚走出医院，坐上回家的地铁，吴小敬才感到疲惫，“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像吴小敬这样的职业陪诊员们，长时间泡在医院里，在重复和琐碎的流程中琢磨出诀窍。在许多瞬间，他们也能看到人们对健康的渴求，看到疾病前人的脆弱与顽强。

陪诊作为职业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在2003年，哈尔滨一批家政公司针对“空巢老人”推出陪诊服务。在2015年，陪诊市场有过短暂发展。一批O2O（线上到线下）陪诊公司曾获得融资，但许多都因市场和政策壁垒转型或被收购。

2021年5月末，一则新闻登上热搜，再次开启了人们对陪诊的讨论。西安陪诊女孩小宇两年内陪上百位病人看诊，半天收费200元。有网友表示支持，认为在老龄化的趋势下，陪诊在真正帮助患者。但也有网友质疑，“这不就是黄牛吗？”

“陪”的需求

今年4月，许一帆和两个朋友合作创立的陪诊平台优享陪诊上线，起初服务范围为西安的三甲医院，8月，平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通服务。

平台上线前，许一帆花了约一年时间做陪诊员，进行市场调研。每天，他都能在医院里遇到不知所措的老人，他们从外地坐火车到省城的大医院来，以为还像过去一样在窗口排队就能在当天见到医生，却发现人工窗口早已被取消，挂号要在手机或自助机器上预约。

老人不会操作，在医院门口拉着许一帆，“年轻小伙子你帮我指导一下。”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在他身边围了一圈。许一帆帮他们填上个人信息，注册好，登录上，但专家号抢手，今天和明天的号都没了，最早要在七天后才能看上病。

有的医院设有导医，指导患者操作，但往往是一个导医面对多个患者，无法兼顾。有陪诊员见过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询问导医如何操作自助机器，却得到不耐烦的回应，只好放弃离去。

许一帆在陪诊途中。本文图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在看诊流程复杂、细碎的医院里，不仅仅是老人，忙于工作的中年人，独自看病的年轻人，带孩子看病的年轻父母也都有“陪”的诉求。

许一帆接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因为睡眠问题到医院做睡眠治疗，医院要求过程中要有人陪同。年轻人在治疗室里睡了两个小时，他隔着窗户，在房间外陪了两个小时。

对陪诊需求的感知也来自于许一帆自己的经历。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原先，他在一家企业做IT，出差频繁。2019年9月，他在外出差时，小女儿在凌晨一点突然发起高烧，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上医院看急诊，又是缴费，又是化验，孩子在医院又哭又闹。

许一帆能想象到妻子的无助，自己却帮不上忙。他想，要是有个人帮忙带着，就不至于那么慌乱了。

他和朋友聊天诉苦。朋友是医疗行业二十多年的从业者，告诉他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许一帆意识到，“老百姓看病依然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我们一说看病就想到找熟人，因为这个地方太陌生了。有个人能帮忙熟悉环境，心里就没有那么大压力。”

吴小敬大专学的护理专业，毕业之后，她做过护士，也做过医院导医。一开始，她觉得陪诊这份工作很轻松，排排队，和客户聊聊天就好。在陪伴第二个客户时，吴小敬因为找不到做检查的科室被投诉。从那时起，她才意识到这份工作的责任，开始更用心地对待。

就诊的过程需要详细的规划。每个陪诊员都在脑海里勾勒过自己摸索出来的地图，标明了医院里大楼的布局、楼层的分布、科室的位置。患者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不便行动。陪诊员要在心里计算出最合理的检查顺序，为患者规划好每一步，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医。

吴小敬用手机拍下的医院科室楼层分布。

但在医院里，总有不能掌控的情况。吴小敬曾陪一个50多岁的患者看男科，医生给他开了尿常规和B超检查，后者需要憋尿才能做。两个检查原本在一个小时内就能做完，但患者喝了六大瓶水都没有尿意。最后做完检查拿到结果时，医生已经下班了，患者只能重新挂号，两天后再跑一趟。

与医生更高效、清晰地沟通，也是陪诊的目标。接患者的前一天晚上，吴小敬会仔细看一遍患者提供的资料，熟悉病史，提前查好患者住处到医院的路线，通知患者什么时间到达医院合适，早高峰也得考虑到。闲下来的时间里，她阅读医学相关的书籍，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患者病情。

更多时候，她做的只是陪伴。今年6月，吴小敬接到一位40多岁的患者，被查出乳房长了肿瘤。她看了患者的报告，显示肿瘤是良性。患者到了诊室门口，整个人紧绷着。她安慰患者，“只需要做个小小的手术就能治疗。”但到医生面前，患者依然紧张到讲不出话来。吴小敬能做的，就是替她罗列出以前做过的检查，得到过的诊断，并记录下医生的反馈。

市场的挑战

这门“陪”的生意并不新，但始终没能发展为成熟的行业。2015年，一批陪诊平台曾获得资本青睐，例如一家名为“安心陪诊”的平台，曾获A轮融资3000万元。10月14日，记者在相关平台以“陪诊”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426家相关企业，其中约三分之一成立于2015-2017年间。处在存续状态的，有254家。

在某消费点评平台上搜索“陪诊”，服务由医疗服务类公司、家政公司、诊所等提供，全程陪诊的价格在200-500元不等。除此之外，记者在某内容社区平台上以“陪诊”为关键词搜索，除了明确标有陪诊机构名字的帖子外，也有许多用户以个人名义发布提供陪诊服务的信息，半天收费在150元-200元之间。

用户以个人名义发布的陪诊信息。平台截图

要经营这门生意，寻找客源是陪诊公司需要克服的首个难关。今年37岁的林元元在四月尝试进入陪诊行业，目前，她的团队安安陪诊提供在沈阳各医院的陪诊服务，团队里有3个全职陪诊员，5个兼职陪诊员。

起初，林元元的客源主要靠熟人介绍。在外地工作的亲戚朋友帮忙发广告到老乡群里，附上她的联系方式。两个月下来，只接到了十多单。目前，通过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宣传，她的客源有所增加，但一天也不过三五单。她说，“这个行业我定义，还是养成系。”

许一帆也遭遇了相似的问题。平台建立前，许一帆和两个朋友用最直接的宣传方法点对点扩展客户――在医院门口发传单。许多传单转眼就进了垃圾桶。半年里，他们一共成交了约300单。其中大多是零碎的任务，取药、拿化验报告、帮忙跑个腿，真正全程陪诊的单子只占其中三分之一。平台上线并推向全国后，他依然苦恼如何推广，“没有人知道我的服务。”

陪诊机构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医疗市场中陪诊服务与黄牛之间模糊的界限。26岁的李林静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名护士，从她学护理专业开始，就在假期或休息日做兼职陪诊员。在她看来，找陪诊的客户通常“不差钱”，大多看中的是代挂号的服务。

这不是个例，许多找到陪诊机构咨询的人抱着走“绿色通道”插队挂号、找黄牛的想法，而一些陪诊机构也在打擦边球。一位与某医疗健康公司合作的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他接触的一些陪诊服务供应商会为客户提供挂专家号的服务。另一位不愿具名的陪诊员透露，她所在的陪诊机构设有专门的调度台，客户急需专家号时，公司可以与院方沟通，在当天加号，但这种方式也不是百分之百成功。

这个灰色地带让李林静意识到，一部分近似黄牛的陪诊服务，会加剧就诊过程中的不公，“客户付出了金钱，挂到了这个号，但对那些没有花钱，没有挂上号的人来说，不公平。”

许一帆有自己的底线，他说，自己坚决不做“绿色通道”挂号，并试图以低定价来划清与黄牛的界限。在西安某医院，患者挂一个专家号18元，黄牛价往往达到一两百元。他的平台代挂定价39元，“20元算是跑腿费。”不过，依然会有误会发生。有个客户下单挂号，要求挂到当天的号，许一帆没法子。客户还指责他，“收了钱还做不成事。”

许一帆所在陪诊平台的各类服务价格。

摆在许一帆面前急需考量的，还有员工的诉求。陪诊员的人力支出是陪诊公司的主要成本之一。目前，优享陪诊西安团队有约10位全职陪诊员。陪诊员们向许一帆反映，觉得酬劳太低。7月底，他不得不把收费调高，例如，西安医院的全程陪诊一项从168元上涨到188元。

但许一帆依然对市场有信心。他见到患者一窝蜂地从各个地方聚集到大医院来，医生一个接着一个病人见，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他说，“陪诊能省时、省力、省心，起到疏导的作用。”他期待着，平台的规范能建立与客户间的信任感。

生死间的陪伴

2020年末转行做陪诊员之前，薛莉在金融行业工作了15年。对她而言，陪诊是全新的领域。这份工作中，她更近地触碰到人世间的苦楚与温暖。

她会为亲人间的相互关心掉眼泪。有的老人担心影响儿女工作，请她不要告诉儿女自己病情恶化的消息；儿女则拜托薛莉向父辈隐瞒药物的真实价格，“实际上2万块钱一个月，就给老人说200块。”

林元元也熟悉老人们在病痛前的踌躇，在老龄化程度排名全国靠前的辽宁做陪诊，许多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会找到林元元，拜托她陪身处家乡的父母看病。

今年6月，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女孩联系上她，请她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老阿姨患有类风湿，颈椎和腰椎经常疼得受不了，脚也因为长期疼痛而变形。老阿姨不愿去北京生活，独自居住在沈阳。

那天在医院就诊时，老阿姨不配合，拒绝做检查。林元元最初很苦恼，直到聊天时，老阿姨告诉林元元，她一直留在老家，是因为“我不想客死他乡”。林元元心里一阵难受，她看到老人倔强的背后都是对死亡的忧虑，明白老人拒绝检查，是害怕查出更多的病来。她安慰阿姨，“这个病没那么严重，会好的。”

林元元陪诊团队里的一名陪诊员在陪伴老人做检查。

做陪诊以来，薛莉自己的生活与想法也在被影响与改变。她曾接到一个患者，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被查出乳腺癌，已经发生肝转移。治疗癌症的靶向药价格昂贵，她的丈夫忙于工作赚钱，没有时间陪她看诊，就请薛莉陪着太太去做检查、输液、化疗。薛莉也是一位母亲，孩子三岁半了。陪伴途中，两个妈妈聊起育儿的话题。患者告诉她，孩子在得知她生病之后成绩一落千丈，问她：“妈妈，我每天都很不安，你会不会死？”

薛莉心中触动，从前，她想要去争取好的社会资源、社会地位，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人生。而现在，她看得更淡了，“长久的陪伴和健康平安的家庭才是他最需要的。”

患者的经历也常常触发吴小敬内心的感悟。她接到过一对中年夫妇，丈夫前一天感觉不舒服，就找她帮忙预约了医院检查。在等待检查期间，丈夫却突发心脏病倒在地上。闻讯赶来的医生也没能挽留他的生命。

他的太太瘫在一旁，整个人傻掉，周围人和她说话，她没有任何回应。逝者平常爱踢足球，才40多岁，没人预料到他的突然去世。那天，吴小敬推掉其他客户，陪逝者的太太到太平间登记、录入信息，在医院待到晚上8点多，直到其他家属到来。

这种无常的感受，她在自己父亲去世时也经历过。今年大年初一，50多岁的父亲在家休克，被送到医院，她才得知父亲已经是肺癌晚期。父亲弥留的最后几天里，说不出话，只能吃流食。她陪在他身边，给他量体温、擦洗身体。

大年初十，父亲离世。她无法接受，父亲最后的时光不是按年计算，也不是按月，而是按天。

父亲过世那阵子，吴小敬想放弃做陪诊，她害怕再次面临这些意外。但她发现自己能帮助到患者，无论是实际就诊，还是情绪的安抚。这份工作的意义也变得不同了，她想到父亲病危时，医生、护士的安慰，她想，一点点帮助能让患者和家属在疾病面前轻松一些。最终，她选择坚持。

在她常跑的肿瘤医院里，许多患者的病情难以逆转，诊断书常常是生命最后的预告。有的家属得知诊断后痛哭失声，她会一遍遍劝慰。她希望患者能度过最后一段平静的时光，“我们得接受这个事实，尽量不要在患者面前表现出来。”

她喜欢这份工作，让她保持着对生命的体悟。她了解人们要经历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因为这段路她也曾走过。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