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对抗抑郁》，这国产纪录片真的扎心了！

据报道显示，到2030年，抑郁症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位的疾病负担。

但在中国，这种疾病的就诊率不到20%，绝大多数的人不知道如何去寻求帮助，也不知道怎么去提供帮助。

这种无知所带来的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消逝。

正确了解抑郁症，刻不容缓。

前不久，央视就出品了一部抑郁症题材的纪录片――

《我们如何对抗抑郁》

这是国内首部全方位解读抑郁的系列纪录片，一共6集，每集25分钟左右。

片中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患者，他们站到了摄影机面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并试图对身处黑暗之中的病友们伸出援手。

除此之外，纪录片还涉及到相关的专家学者和机构，希望从个人、家庭和社会多角度呈现治疗抑郁的经验、路径和方法。

01

全球15―29岁的年轻人，死因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自杀。

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10-25岁的青少年，非疾病死因里，自杀可以拍到前三。而每7个青少年中，差不多就有一个有自杀念头。

这些孩子在自杀之前，绝大多数都经受着抑郁症的折磨。

而青少年抑郁症的源头，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找，除了父母，就是学校。而其中，父母几乎占了全部责任。

《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以下简称《对抗抑郁》）第一集，内容就是青少年抑郁。

子烨，一位从初中起就患上抑郁症的姑娘，自残过，也自杀过。

比如，有一次子烨在裁剪卡纸的时候，剪刀的套子突然找不到了，她很焦虑很烦躁，整个人就像失控了一样。

这时，她就用刀划了一下手，看见鲜血涌出来的那一瞬间，子烨立马就冷静下来了。

此后，自残就成了她平复情绪的唯一方式。

为了自救，她曾无数次向父母求救，也曾花费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去让家人接受她的病。

子烨冲父母发脾气，摔东西，甚至是威胁他们带自己去看医生。

但子烨的父母只觉得自己闺女是作的，是矫情，是没事找事。

等到父母终于同意带自己去医院，并被确诊为抑郁症时，子烨如释重负：我觉得终于有这种，白纸黑字的东西，可以证明我是真的需要休息…

但子烨的父母在得知女儿的确生病了之后，一个表现得天好像要塌下来了，另一个又强装镇定。

这两种反应，其实都是扭曲的疾病观念。

而正是这种对抑郁症的恐慌和羞耻，使得孩子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家庭的支持，孤军作战。

幸运一点的，与抑郁共存。

不幸的，就是像开头的那两个男孩一样，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还记得之前泰国出国一条新闻：因为觉得自己21岁的儿子整天打游戏，游手好闲，父亲大为不满。

他拿出一把枪，上了膛，递到儿子面前，说：“你怎么不去死……你这个垃圾！有种你就别活了！”

发泄完了愤怒，父亲准备转身离开，没想到儿子真的在那一瞬间拿起了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期间没有丝毫的犹豫，干净，利落。

现实中，又有多少多少父母，是在给孩子递上这把上了膛的枪呢？

同样是在第一集中，正在念高中的钟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抑郁倾向，并向父母求助。

与子烨的父母不同，钟妈妈听到女儿的求助后，第一反应是：“那我们就休学吧。”

没有拒绝接受，没有哭天抢地，没有说女儿就是矫情的，只是平静地接受。

事后，钟华这样评价那一刻：“这句话救了我一命。”

实际上，钟妈妈内心也很震惊，对抑郁症也并没有多少了解，只是对女儿的信任和深爱，使她紧紧抓住了女儿求救的手。

钟爸爸在片中说了一句话，可以被视为对所有父母的提醒：“幸福是递减的，10岁时候的不幸福，并不能通过20岁时候的幸福来弥补，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只有这样不自恃为“权威”的父母，才有可能帮助孩子走出抑郁，治好抑郁症。

是递枪还是张开怀抱，是做父母的必须要学习的一课。

02

除了青少年抑郁，目前，老年人得抑郁症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了2.6亿。在老龄社会下，对于老年人的关怀亟需被提上日程。

就像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会被说“读书不多想得太多”、“矫情”一样，老年抑郁症患者也常常面临着诸多偏见。

“人老了不中用”“闲得慌”……

但问题是，抑郁症是不分年龄的。

“抑郁症，就是一种比常规癌症还可怕的病。”《对抗抑郁》第三集中，老袁对着镜头说出了这句话。

原本，他是“人生赢家”，工作顺利，妻子贴心，儿子高大开朗。

但世事难料，2014年，他未过三旬的儿子，因为抑郁症，选择了自尽。

原本昂首挺胸的生活，一下子横冲直撞到抑郁的黑洞。

老袁陷入了一种麻木的状态中，什么都不想做，吃饭喝水都成了负担，阳光也成了诅咒。

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一个有关抑郁症的知识。那就是很多人以为，抑郁的反义词是快乐。然而实际上，抑郁的反义词是活力。

抑郁症意味着一种长时间的麻木。

没有任何生活的动力，找不到任何的意义，做什么都索然无味。

所以，抑郁症并不是那种“洗一个热水澡，喝杯热牛奶，放喜欢的音乐”就可以改变的状态，也不是“出去走走”就可以缓解的疾病，它更多是表现为一种“懒惰”。

一种觉得任何事情都失去意义的“懒惰”。

TED有一期非常著名的演讲，《抑郁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其中，心理学家安德鲁・所罗门这样描述自己抑郁症发作时的感觉：

而且，抑郁症患者很难从外在表现上判断出来。

他们也会笑，也会参加集体活动，也会上网直播……这些外在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抑郁症的正确标准。

但很多人却常常把自己放置在上帝视角去评判一个人：“他/她怎么可能抑郁，天天就数他/她笑得最开心了。”

就比如《对抗抑郁》中的毛爱珍阿姨。

她总是大笑，总是很温柔，总是想尽办法办公益组织去关心关爱老年抑郁症患者。

老袁和妻子，就是在她的帮助下让生活重新起航的。

但实际上，儿子的自杀，让她也笼罩在抑郁阴云之下。

但毛阿姨始终记得儿子说过的那句话：“人生像一趟火车一样，我们都是往前相遇走一段，我们只要努力给对方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够了。最后总会有人，先一步离你而去。你就努力扮演好毛爱珍这个角色吧。”

于是，她耗尽心力和资财，去帮助老年抑郁症群体。

“少一些人受这个病的折磨，我的人生就有意义，儿子的人生就有意义。”这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

03

说实话，《对抗抑郁》的前三集曾让我觉得“太浅了”。

因为里面涉及到的一些主人公，他们的物质生活至少算得上是小康，有教授、记者、编辑、作家等等。

这就使得纪录片看起来有点不接地气。

但看到后面我才发现前几集的可贵：家庭条件不错的孩子，和事业有成的成年人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会得抑郁，底层人民就更不用想了。

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低学历、低收入的边缘群体，心理问题最为突出。在看似热闹的网络上，他们也是那群患上“失语症”的人。

同时，由于能力有限，边缘群体更难以剥离对自我的偏见和环境的敌意，也就更不愿意出现在镜头中。

这也是《对抗抑郁》中出镜的患者大多是高学历高收入人群的主要原因。

而这些人的困境，在心理咨询师看来，恰恰在于“支持系统”的缺失。

广义来讲，“支持系统”可以指社会各方面给予个体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人的经济情况、家庭环境、所处圈层，以及更为宏观的医疗水平、社会意识，都可以算作其中的一部分。

王向荣，一位来自农村的打工人。

因为学历低，她只能做一些机械性的劳动，而且时刻要担心新鲜血液的涌入会让自己失去原本就收入菲薄的工作。

王向荣和父母、丈夫的关系也是一团糟，身边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她，更别说是支持她了。

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之下，王向荣选择了向厂子里的心理咨询师求助。

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咨询师说过的话，提到的书，她都牢牢记在心里，并认真去阅读和学习。

王向荣苦笑着对咨询师说，上次说的书自己已经买了还读了，而且书要“三十多块”的时候，那个场景真的太扎心了。

对于经济水平不好的抑郁症患者来说，治疗抑郁简直是天方夜谭。当一个人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心理疾病常常会被搁置，治不起。

而抑郁症相关的公益机构又人手不足。

比如纪录片中所提到的广州市心理援助热线，它目标是提供24小时的线上心理疏导和协助，但因为人手不足，热线的接通率只有10%左右。

即便是国内最好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

由于医疗资源有限，也只能针对处于急性期的病患提供治疗。

再加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病耻感，即对患上抑郁症抱有一种极度羞耻的心态而不愿意去承认、更不愿意治疗和服药的态度，使得抑郁症群体的状况不容乐观。

但《对抗抑郁》这部纪录片能够拍出来，就已经说明，国家队这方面逐渐重视起来，情况有望好转。

《对抗抑郁》每一集的片头都会出现三句话：

“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抑郁就像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这三句话依次出自张国荣、海明威和丘吉尔，在顺序的排列上正好是抑郁症患者的三个阶段，即质问、斗争和共存。

作为一种可以被治好但很难被根治的疾病，患者最终要学会的，是与“黑狗”共生，与抑郁共存。

而面对抑郁症患者，我们要做的、能做的其实很少，因为他们更多是在“内耗”，且不愿意去“麻烦”别人。

不轻视、敌视他们，不忽略他们每一次的求救，这样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