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上海疫情，纳入北京医保，这类医疗机构会迎来更大机会吗？

本轮上海市疫情发生以后，部分医院血液透析室因为发现阳性病例或者密切接触者而暂时关停，不少医护人员也进入闭环管理，叠加疫情防控带来的交通管制和居家隔离等因素，导致上海近2万名血透患者，一度无法得到正常透析保障。

同样的情景，在2020年的武汉已上演过。

但武汉疫情时，当地情况略有不同，在综合医院暂停接受透析患者时，一批第三方的独立透析中心承接了部分透析患者的转移任务。

但上海市至今还没有一家第三方的独立血液透析中心，尽管，上海是我国血液透析技术的发源地和全国最早开展血液透析质量控制的地区。

国内血透曾长期是公立医疗机构的专属业务，直到2016年，国家将独立血透中心准入政策全面放开，允许社会资本开办单一功能的连锁透析中心，明确血透中心为单独设立的医疗机构，不再要求必须为拥有肾内科的二级以上医院才能设立。

但民营透析机构发展起起伏伏，目前占比依然较低，例如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独立透析中心居然是一片市场空白。因此，当疫情封控这样的黑天鹅事件来临，常规透析的患者需求，一时难以得到满足。

从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群众求助上来看，在上海封控早期，无法得到正常透析保障的血透患者，占了求助总类的相当一部分。

3月31日前后，是上海市血透最告急的紧张阶段。当时，据《科创板日报》不完全统计：提供透析救治的36本地医院中，只有一半确定还在运营，所有医院中，只有3家是非公立的。

从自发请缨到被政府邀请

「大约在4月20日左右，上海血透患者的需求和医疗资源紧缺的矛盾，有明显下降。」中国非公医疗协会援沪血透医疗队现场指挥部工作人员、达康医疗董秘何勇对健康界介绍。

4月1日凌晨1点，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接到一个急电。

电话来自浦东新区疫情防控办，希望紧急组织100人以上的透析专业团队支援浦东。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发出招募通知，第二天就有700余人报名。迄今，协会已组织三批近200名血透医务人员援沪，分别支援上海浦西8家公立医院和浦东7家医院。

达康医疗董事长陈少波是这支血透志愿队的副领队。2020年，陈少波是当时赴武汉支援的白求恩民营血透医疗队的领队。

据陈少波介绍，即使在2020年的武汉疫情中，武汉当地的独立血透中心也基本保持运营，许多原本在公立医院透析的患者，被转入独立血透中心。

白求恩民营透析医疗队，当时是由民营血透行业自发组织、自费前往，在武汉未发生一起院感事件，并且被要求在雷神山医院坚守到最后。

「而这一次上海疫情，我们受到了主动的邀请，前来支援，说明曾经的担当和体现的实力，得到了认可。」何勇表示。

「未来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时，不应该分公立和非公立，应该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应急体系建设。」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郝德明认为，非公医疗机构要加强公共卫生领域防疫技能、医院感染等专业技术培训，「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和教训」。

透析需求亟待满足

疫情期间为保障急危重症患者的就医需求，上海在本轮疫情前期出台过一系列措施，包括全市三甲医院与各区结对，提升各区防控能力和保障患者医疗救治，即便如此，仍有部分患者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以致酿成尿毒症患者因长期未肾透析而死亡的悲剧。

「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一线城市的透析能力的配备都很紧张，疫情紧急时，原本能规律透析的患者就只能转移或者等待，但由于大城市的民营透析中心发展不如人意，患者能快速转移的机会有限，」一位透析行业人士对健康界表示。

上海市卫健委官网曾于2021年6月发布《对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0441号提案的答复》，针对政协会议提出亟待在上海发展独立透析中心的提案，上海市卫健委答复了上海市推进血液透析中心持续发展三个方面的措施，但迄今尚未实际落地。

业内人士认为，一线城市民营透析发展环境往往不够理想：医疗资源相对丰富，三甲医院集中。而对于重资产、投入大、回报慢的独立血透机构来说，一线城市经营成本高企，能扎下根的民营企业非常有限。

但即便不是在特殊时期，一线城市的疫情需求就已充分满足了吗？

事实上，即使不是疫情紧急的时候，各大医院的透析中心也人满为患。

当前，中国的透析人口规模已在全球居首。2010年前，中国血透患者仅有16万左右，从2010年到现在，我国人口数没有太大增长，但血透病人的量到2020年第三季度已经接近80万。这主要是因为患者生存时间延长。

但中国患者目前平均生存时间仍然远不及日本的25年，仅为5~6年。按照日本标准，中国患者基数可达两三百万人，透析人口在未来还有大幅增长的可能。

根据中日友好医院肾内科主任李文歌提供的数据，以中国每年净增12万透析患者计算，未来3-5年，中国的透析患者将是日本的10倍。

在中日友好医院，150台血液透析机器全部满负荷运转，还有40多位透析患者在急诊等待无处透析，部分做自费床旁CRRT。

「疫情下，北京各大三甲医院透析患者等床，是普遍现象。」李文歌对健康界表示，就北京而言，平时就存在「透析难」，问题在疫情下更为凸显。

以北京市为例，现有医院透析室140家，4000余台的血液透析设备，只能收治透析患者1.8万左右。

为满足北京高速增长的透析治疗需求，未来3-5年，北京至少需将现有血液透析救治能力翻番，新增超过150家标准透析中心、4000余台的血液透析设备，才能满足新增患者的透析需求预测。

北京一家独立透析中心的执行董事、CEO唐从容如此描述国内透析患者的增长迅猛：「你想象一下，每一两年就增加一个日本全国的透析患者量。」

以北京这家独立透析中心为例，其最多能服务120人。但实际上，自开业以来服务量并不饱和。

「北京做透析人均年均费用支出的中位数约在12万左右，能承担起这一条件进行自费透析的，以及使用商保进行透析的人，还是少数。没有医保的多数患者，确实要望而却步。」唐从容对健康界说。

医保政策是关键

血透行业对技术要求相对平稳，较容易标准化复制。对患者而言，定期透析是刚性的医疗需求，透析也被认为是一块市场足够大的蛋糕。国家政策放开后，数年来，外资巨头、民营力量、上市公司等纷纷扎堆而入。

但如果一地的医保政策对独立透析中心不够友好，患者须自费透析，那么患者必然用脚投票，不选择到独立中心来透析。

在一线城市中，深圳的独立血透中心发展环境是业内公认较好的。深圳百霖血液透析中心的刘晓姣告诉健康界，百霖在开设血透中心的时候，一定会先看当地的医保政策，因此选择从深圳起步。

虽然深圳对于独立透析中心的医保政策是有利的，但目前深圳的独立透析机构也只有百霖一家开了分中心。而这一过程，也花了5年时间，在经过5年把第一家中心打造得稳定和成熟之后，直到2022年百霖在深圳的第二家独立透析中心落地。

刘晓姣透露，2022年百霖也考虑去广东的其他城市考察选址，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于地方政策。

就医保报销政策而言，每个城市都不一样，独立透析中心要一城城去权衡发展。

「专业的团队在业务上可以有信心，但唯一不能把控的，也就是地方政策。」刘晓姣感慨道。

部分透析专家也多次强烈呼吁政府早日开放独立透析中心的医保，解决新增患者无处透析，解决大医院透析患者滞留，解决独立透析中心生存发展困境。

目前，深圳、广州、杭州、南通等城市已为独立血透中心的医保开放打通渠道。

据悉，近期，北京新增的基本医疗保险协议管理定点医疗机构中出现了首家透析透析中心，截至4月下旬，其医保系统已经对接完毕。

「医保，其实是制约独立血透中心发展最大的瓶颈，医保能报销了，我们对发展还是非常有信心的。」这家透析中心的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在大部分地区，透析中心接入医保，其报销额度与在当地公立医院做透析，是一样的。

以在山西繁峙县达康的独立透析中心为例，透析一次的收费约470元左右（包含耗材），医保可报销70%，患者自己负担140元左右。「我们中心做透析，跟公立医院的报销额度是一样的。」护士长张艳丽对健康界说。

但在深圳，民营透析机构的收费甚至比公立医院更低。刘晓姣介绍，按同一级别的收费计，在深圳独立透析中心患者支付的费用，比在公立医院做透析还要少。「比如说检查费用，在公立医院是200元，到我们这里可能是180元。」

「医保政策较好，社会办医业态多元，年轻人人口多，接受独立透析的意识也比较超前，是深圳独立透析发展较好的几大因素，」上述业内人士认为，靠高效管理，集中采购和成本控制，让收费也有所降低，深圳透析中心的发展对于患者毋庸置疑是好事。

医保的靴子落地，疫情下对行业需求体现出的高压测试，必然对行业商业格局带来积极影响……独立透析的行业是否迎来机会，值得拭目以待。当然，最终受益的将是80万透析患者。

健康界出品

撰文｜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