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昌教授谈ICU护理｜"提灯女神”之光，映照协和ICU成长

近日，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陈德昌教授撰文，追忆协和医院加强医疗科（ICU）的护理往事，从护理角度反映了中国第一家综合ICU的发展历程。让我们跟随他饱含深情的文字，一起重温协和ICU创业、发展、壮大的历史――

世界ICU护理的起源与发展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854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收到军务大臣的委托信，赶赴战地服务。她分析军事档案后发现，约16000名士兵因受伤后得不到必要的救护而死亡，远比死在战场上的人数更多。白天，她充分发挥管理和组织才能，重新整顿医院，改善伤员的生活环境和营养条件。夜间，她提灯夜巡，挨个看护伤员。她的关爱和照护令战士们深受感动，她的努力使战地医院死亡率降低2/3。美国大诗人朗费罗（Longfellow，1807―1882）为她作诗《提灯女郎》，赞美她高贵的精神。

南丁格尔是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第一名女性会员，也是美国统计学会的名誉会员。她应用统计学，分析档案资料，受到启迪。1860年，南丁格尔在伦敦建立“南丁格尔护士训练学校”。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校。从此，护士工作成为“专门职业”。截至1890年，南丁格尔开展了30年护理教育，培养学员1005名。南丁格尔一生中也写了多部著作。正是在她的努力带领下，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1859年，南丁格尔完成《医院摘要》一书，对医院管理不善、环境脏乱等问题提出批评。1863年，她写道：“把病人安置在一间由手术室毗邻的小房间里，直至病人恢复，或者至少从手术后的即刻影响中解脱出来。” “小房间”模式的提出，使“手术后恢复室”及“ICU”相继问世。

南丁格尔提灯夜巡的精神对今天的ICU护士仍然有着指导意义。即便有多种高科技的监测仪，ICU护士也不能因此离开床旁，错失发现患者病情变化的时机。

近年来，血液透析、ECMO等先进技术相继应用于临床，护理学被提升到新的高度。1976年，美国为经过考核的ICU护士颁发证书。2002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Maureen Harvey当选美国危重医学会（SCCM ）主席，也是第一位护士当选该职位。这样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我国ICU护理的起源与发展

1979年，我赴巴黎学习现代重症医学知识时才知道，没有床边监测仪、呼吸机等新技术装备，不可能建立ICU。ICU要取得成功，还必须有一支勤奋的、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团队来完成大量工作。1958年彼得・沙法（Peter Safar）在创建第一家ICU之初，规定ICU护士必须在危重病人集中的病房接受“有组织的培训”（organizational learning）。

1981年回国，我学习了南丁格尔的理念，借鉴法国以及1970年美国危重病医学会创办者的经验，着手创建ICU新天地。但是，北京协和医院尚没有ICU的人事编制。

1982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才有可能从外科各病区物色合适的人选。尽管外科ICU只有一张病床，我坚持要6位护士。我找到6位志愿者，她们是史丹胡、李燕、宁素茹、邢秀珍、高玉华和王丽华。她们机灵、乐观、21-24岁。她们的志愿加入，我喜出望外。1982年，专职的ICU护士小组笫一次成立。曾宪九主任亲自到会并讲话。

所谓创建，就是从零点起步。女孩子善于治家过日子。她们把椅子、桌子、柜子、瓶瓶罐罐布置妥当，虽然简陋却生气勃勃。1982年某天，一张病床的外科ICU开门收治危重病人。

▲1982年，北京协和医院外科ICU的唯一一张病床，护士史丹胡值班

1984年，北京协和医院建立综合性ICU，扩增至7张病床。收治的主要标准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即现在统称的“重症”，不按原发病因而区别对待。外科、妇产科、内科等危重病人，一概收治。

为弥补本院医护人员之不足，我们分批接受北京市、外省市以及军队的进修医师和护士。实践告诉我，1张ICU病床需要3~4位护士，维持这样的“护士/病床比例”，可以加强对危重病人的巡视和照顾，降低病死率。

护士的短缺是重要问题。进修护士需要接受ICU临床实践培训，才能跟班当个助手。北京协和医院几位早年ICU专职护士，工作和生活都很辛苦。

▲1988年，ICU护士小组合影，后排右二史丹胡、右三孙红、右四宁素茹、右五黄世荣护士长、右六李燕、左一张秀梅；前排右二孔令辉、右三赵冬红（其余为进修护士）

作为独立女性，护士需要做好职业工作。一旦结婚，她们也要对家庭负责，做个好妻子、好母亲。按“社会时钟”，女孩应该在25或26岁结婚。因此，护士面对着双重挑战。

时隔40年回头看，男性医师很少因为家庭负担过重或者夫妻感情不融洽而影响专业表现。女性护士要养儿育女、侍候老人，付出更多精力。她们更容易遭受婚姻生活不可预测性的改变，而衍生焦虑，不像20~30岁时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甚至放弃工作。因此，我特别珍惜护士为ICU的建设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惦记着她们。

ICU的提灯天使们

北京协和医院老楼15楼1层的长廊左上方曾经悬挂着一块牌子――“加强医疗科”。曾宪九教授亲自为科室命名，5个大字，赫然在目。现在虽然人去楼空，但记忆犹在。套用一位老协和人的一句话：“这条长廊不长，步行几分钟足矣。这条长廊很长，ICU 就从这里走出来。”

▲协和医院老楼15楼1层长廊旧景

实际上，我是在临床实践中与ICU护士同步成长起来的。ICU创建早年曾收治过一名警察。他在抓捕罪犯时摔倒，重度颅脑创伤，开颅术后脑室引流，转入ICU。他曾发生4次心跳骤停，每次都在上午9~10点。孙红发现他的心跳骤停与甲氰咪胍使用有关。当时的给药方式是经三通管推注，ICU护士孙红果断改为静脉滴入，警察再也没出现心跳骤停。回忆往事，我作为一名ICU医师，深感愧疚。ICU护士站起来了，对我是激励，是鞭策。

▲孙红（右一）与陈德昌（左一）在救治患者

孙红于1983年进入ICU。她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容易贴近病人。在紧急时刻，她反应敏捷，与医师配合默契、不张扬。1994年，我觉得孙红是合适当护士长的人选，找她谈话。谁知她一反常态，板着脸说，“我是护士。当护士长，不干。”我晓之以理，才终于说服了她。

按照ICU的建筑模式，病床在周边，护士站位居中央，布局呈开放型。护士长办公室占据护士站旁边的一小块地。孙红不爱坐办公室。曾经有个别护士或医师，在她办公室靠近门口的椅子上休憩。在那里，他们似乎得到片刻的宁静和超脱。在危重病人集中、险情丛生的ICU，孙红以女性的体贴，营造一种温和的、缓冲的氛围，给身边的同事一分理解，一分安抚。她为北京协和医院ICU护理工作奠定了专业的基础。

2003年，孙红奉调离开ICU，任外科总护士长。2015―2016年，孙红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支援，先后在海拔4000~5000米的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那曲、阿里开展基层培训等工作。算起来，我的这位老同事也已近乎耳顺之年。我希望她退休后也不要停止工作，很想一直看到孙红举着她的“提灯”。

▲2019年11月29日，孙红（二排右六）、孟彦苓（二排右四）参加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首期手术室/重症专科护士培训班

孟彦苓是后来人，1996年进入ICU。她的老师是孙红和杜斌，榜样就是力量。2015―2019年，她先后帮助杜斌医师组建东院和西院的内科ICU（MICU）。孟彦苓说，“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同事的情绪，更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病人”。多年ICU的工作经历，加强了她的自我制约能力。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提灯女神”后继有人。

2019―2020年，孟彦苓参加第5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任护理部副主任。她参与组织了西藏自治区首期手术室/重症专科护士培训班，获“优秀党员”称号。

▲2019年8月15日，孟彦苓（前排右二）组织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进行远程护理查房

▲“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在那曲尼玛县下乡义诊，前排右四为孟彦苓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这是病毒向人类发起的残酷战争。北京协和医院听从党的号召，时任党委书记张抒扬、副院长韩丁亲自率领医疗队，紧急赶赴武汉支援。孙红奉命率领第3批医疗队援鄂，主要成员是ICU专科护士。孟彦苓则于2021年8月重返拉萨和日喀则帮扶。同年10月，她回到北京，参加西城区疫苗接种工作。

创建之初，我没想到ICU能发展到这等态势。ICU扎根医院，把院内危重病人服务好。ICU走出医院，把社会大众服务好。在抗疫斗争中，协和ICU护士们用关爱和专业，从死亡线上把生命夺回来。在“组团式”援藏任务中，他们又把重症护理学的种子播撒在雪域高原。我坚信，南丁格尔“提灯”的光亮是永恒的。

作者介绍

陈 德 昌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1982年赴法国学习现代重症医学知识，1984年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中国首家综合性“加强医疗科”，任首届科主任，牵头的“全身感染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获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文字/陈德昌

图片/陈德昌 宣传处

编辑/干玎竹

主编/陈明雁

监制/吴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