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陶勇：我骨子里就爱折腾，喜欢挑战费劲的事儿

导读：如今的陶勇已从“眼科医生”，成功跃升成为“科研人员”。他显然选择了一条在别人看来颇为艰辛的转型之路，而他却享受其中。

撰文：健康界/李子君

陶勇很忙，这是很多人对他的评价。

有多忙呢？人们总是可以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看到他。陶勇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如今他选择将自己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医学科研，他还出书、做科普、做公益、偶尔参加综艺节目，他的角色从过去单纯的眼科医生，变成了颇受关注的社会活动家。用他的话讲，就是尽管自己已经具备多重身份，但仍然在以医疗为中心在做延伸，只是“半径”更大了。

日前，健康界联合威科医疗UpToDate“循证医学30年・践行者系列访谈”栏目对陶勇进行独家专访。

陶勇坦言，自己也曾承受外界对他“不务正业”的质疑声，但他始终相信，那些对的事情只要持续做下去，就能受到认可。“我骨子里就是个爱折腾的人，需要经常挑战费劲的事儿。”

科研“达人”陶勇来了！

在漫长的时光里，陶勇创造了奇迹。

如今的陶勇已从“眼科医生”，成功跃升成为“科研人员”。他显然选择了一条在别人看来颇为艰辛的转型之路，而他却享受其中。

陶勇赶上了国家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好时代，他的眼内液检测的技术专利成为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科创中心首个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

回溯起这个项目，陶勇将记忆带到了十几年前。那时，他在葡萄膜炎的临床治疗中发现，葡萄膜炎的病因非常复杂，只能依靠影像技术和医生的临床经验来做诊断，这样的诊治得出的结论经常不准确。因此他想到了在患者眼内抽取少量液体做生物分析检测，通过一系列化验来找出病因。那几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通过这种方式被查明原因，陶勇也坚定了将这项技术在眼科领域中完善的决心。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形成了标准化的解决方案，不仅实现了当初陶勇“通过一滴眼内液辨别炎症原因”的梦想，也填补了国内微量眼内液超多重指标同时检验的技术空白，建立起对应疾病信息的检验指标解读标准。

除此之外，陶勇还有另外三个研究方向。由陶勇团队研究的新型智能隐形眼镜可以实现自主可视化诊断干眼症、按需释放药物、实时提醒患者药物剩余量、监测病情的恢复效果，建立了患者自我“诊断-治疗-监测”一体化的闭环方案；团队还以基因工程及药物递送载体研究为基础，探索CART和新型智能药物载体在眼科相关疾病中的应用；基于外泌体的智能药物体系设计及其在眼科中的应用，也是陶勇科研团队的科研项目。

将工作重心从临床转向科研，只是换种方式守护患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曾经说过：临床医生都应该是研究者。

对于从临床到科研的转变，陶勇从不认为自己偏离从医的初心，他称“这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守护自己的患者”。

陶勇曾经一天做80多台白内障手术，如今的科研节奏相比过去似乎慢了很多，但当以临床为导向的研究产生实际的应用成果时，他的内心亦获得巨大的满足感，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快乐，并不比通过手术治愈患者要少。

在科研中，陶勇要求自己要遵循循证医学的理念。“在做科研的时候，我们必须反复质疑自己的假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要设立很多对照组，做细胞实验、动物实验、分子实验，对功能性进行验证，通过不停地验证，证明自己的假设能够站得住脚。”

实验中一次又一次地推翻重来，从未让陶勇丧失信心。从最初选择从医，以及后来致力于医学研究，陶勇始终相信，科学研究就是应该这样，它没有义务让科研工作者每天都满意和开心。“这个过程的确很煎熬，很磨人，但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苦尽甘来。”陶勇说。

在陶勇看来，医生进行以临床为导向的应用性研究中，至少有两个“拦路虎”。首先，临床出身的医生擅长做手术、开药和做检查，但是研究本身涉及到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知识，医生要从头学起，其中的各种困难都要自己去克服；第二就是医生考核指标的紧迫性，因为科研常常是“十年磨一剑”，一旦医生到了晋升职称的年纪，很容易为了凑齐文章敷衍了事，而不是拿出一个更好的研究结果。

“要克服这两点障碍，更多是依靠自己的热情，因为你自己心里是有答案的，你知道那种敷衍了事的结果根本在临床上没法应用，医生需要明白，是选择遵从内心还是随波逐流，是要里子还是要面子。”陶勇直言，医生要不断提醒自己不忘初心，无论是临床还是科研，都要让自己发自内心地热爱医学，去努力帮助病人，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

由于在科研领域的突出成绩和贡献，陶勇如今在担任UpToDate中文版眼科翻译专家的工作。他发现，大部分医学领域中的原创研究都是来自于国外，国内高质量多中心的研究少，更多是单中心小样本研究。在应用型研究中，可以落地转化的也少。“我能做的就是以身作则，做好科研转化，积累更多的临床资料，多与国际上的专家进行合作，配合UpToDate做好翻译工作。”陶勇说。

做公益，做科普，上综艺……不介意被称“网红医生”

2022年1月1日，陶勇在一家网站上传了一条视频，用这种方式回顾自己过去的一年。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陶勇竟然可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做这么多事：做研究、发论文、推广科研技术、做科普、上真人秀、牵头公益项目、出书……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工种几乎跟陶勇过去的工作相隔甚远。

忙碌的各种工作让陶勇获得了超高的知名度。在新浪微博上，“北京眼科医生陶勇”拥有近200万粉丝，是名副其实的网络大V。人们不禁会问：这还是过去那位眼科医生吗？

“其实这些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无准备之仗，相当于突发事件，我突然有了很多新的身份，我自己并没有为多重身份去做准备。”陶勇告诉健康界，最初，他需要承受外界对他“不守本分”“不务正业”的评价，但这样的评价他并未放在心上，也不会介意别人喊他“网红医生”。

“如果我是一个传统的医生，每天在诊室里给病人看病，在手术室做手术，只在医院里打转，现在的我很多工作仍然是以医疗为主，无论是出书、参加真人秀，还是做公益，以及各种媒体平台上做科普，都是医疗工作的延伸，只是相比过去，半径扩大了。”

比如出书，陶勇是将行医的信仰以及自己几年里的所思所想进行分享；参加真人秀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医学生的心路历程，让大家了解和熟悉医生这个职业的成长过程；做科普，是借助网络普及眼疾的预防和保健知识；做公益，则是用另一种方式去帮助那些迫切需要帮助的视障群体，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让那些失去眼中光明的人，不要失去心中的希望。

陶勇始终相信，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都要尊重自己的性格，我骨子里就是个爱折腾的人，需要经常挑战费劲的事儿，所以我走出舒适区的动力很足。”陶勇说。

多重身份的陶勇，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对网友关注的其他问题，亦一一作答。

健康界：您认为现在的医患关系相比过去是否有所改善？

陶勇：在这方面，我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患者，化解医患矛盾。

比如我与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合作成立公益组织，其中就有一个医务社工项目。社工们为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就诊的患者提供服务，包括给他们播放眼科的科普视频，以及提供一次性水杯和充电宝等服务，我们会尽量让这些医务社工给患者切实的关心和帮助。

患者就诊期间会有大量的非医疗问题，例如去哪里交费，在哪儿办手续等等，这些不应该占用医生的时间，因为医生的时间很宝贵，要求医生把这些事情做好是不现实的。医务社工本身来自于大众，他们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医疗战线退休的职工，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和这份愿望来帮助患者。所以我们效仿国外，把医务社工的工作做起来，起到医患之间粘合剂的作用，我相信这是改善医疗关系的重要做法，很值得在不同的医院进行推广。

健康界：又到“高考季”，您是否建议优秀的学子选择学医？

陶勇：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让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

当医生好还是不好？是辛苦、风险大、挣钱少也好，还是救死扶伤有价值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别人的评价。对于高考生来说，是否选择学医是需要他们认识到，学医是不是自己的兴趣使然。如果认为学医能够让自己感受到有价值，有兴趣，我觉得就可以去选择。

2008年，我曾经在德国遇到一位国内的医学同行，他到德国之后很快就改行去搞计算机了。若干年之后我在北京又碰到他，发现他又重新当回大夫，我惊讶于他两次的改变。他告诉我，最初学医是父母的要求，自己并没有兴趣，对计算机感兴趣时就换了专业，后来母亲身患癌症，他在医院里陪伴妈妈时，又突然觉得医生很有价值，他又当回大夫。

所以选择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时候，选择会与一个人的经历，读过的书，接触过的人和事有关系。我当时选择医学也并没有认为它只是一个职业，而是认为医学本身就像是很多人修行的一条路，不断有新的风景磨练和提升自己，这就是我选择学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