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中国医疗数字化探路十年之变

文/ 吴言

自“移动医疗元年”算起，中国医疗的数字化之路已走过十年。

过去十年多间，面对中国医疗领域的难题，数字医疗从业者们以破题者的姿态入局，时而在资本加持下高歌猛进、时而在市场质疑中遭遇寒冬，一路高唱“冰与火之歌”。

与之相伴，从2015年7月《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到2018年4月《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出台，再到2020年11月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政策坚冰层层融解，数字医疗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心。

今年4月，《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靴子落地，数字医疗回归严肃医疗本质，行业挥别草莽。

大浪淘沙，此间从业者们逐步完成蜕变，走出了独特的商业路径——以微医为例，作为以“严肃医疗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数字医疗平台，其从以预约挂号、在线问诊为主的互联网医院形态，发展出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并探索出联动医保、医药的“数字健共体”，成为打通“三医”并建立HMO（健康管护组织）体系的数字化平台。

不难看出，在数字化重塑医药卫生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过程中，从业者针对医、药、保领域的痛点，提供了基于各自商业逻辑的解决方案，藉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同时，疫情暴发让医生、患者陡然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亦加速这一医疗数字化进程。

现在，我国医改步入新阶段，正全面推动医疗服务从“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在此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激发并运用数字医疗优势，实现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和医疗健康服务公平可及的目标，是时代交给微医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的新命题。

互联网+医疗：从缓解“看病难”起步

数字医疗的兴起，源于其在解决传统医疗体系难题中的应用。

一直以来，优质医疗资源总体供给不足且分布不均，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民众“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根据《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约3.7万家医院中，占比仅9%的三级医院承担了60%的诊疗压力。患者跨区域就医现象普遍，大医院人山人海，小医院门可罗雀。

而互联网技术能够消除时空阻隔，提高医疗资源的流动性和医疗服务效率，有效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这成为数字医疗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契机。

回过头看，行业以数字化破解以上难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打破医疗资源垄断、优化就医服务流程为主。创于2010年的微医前身“挂号网”，帮助医疗机构将挂号窗口外移是其中代表。

第二阶段，新医改背景下，数字医疗开始融入诊疗、处方流转、医保支付等医疗核心，旨在放大医疗资源效益和提升医疗体系效能。标志性事件是2015年中国首个互联网医院——微医乌镇互联网医院的建立，开创在线处方、在线复诊、远程会诊等诸多先河，“互联网+医疗健康”业态形成。

在此过程中，《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鼓励政策出台，顶层设计逐步完善，叠加新冠疫情催化，数字医疗完成从“备选项”到“必选项”的转变。

当然，立足互联网医院、聚焦在线医疗服务的数字医疗平台也快速成长。微医官网显示，其连接了全国逾8000家医院，注册医生达30万名，在全国不同省份拥有34家互联网医院，其中20家打通医保支付，服务2.7亿名注册用户。

成长之路上，新的挑战随时到来。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顾建文表示，截至2022年3月，全国已建成互联网医院逾1700家，但九成以上处于建而不用或浅尝辄止的“僵尸状态”。

互联网医院为何多数“叫好不叫座”？如何更贴近老百姓的医疗服务需求？

可以看到，当下老百姓对于连续性、多元化的医疗服务诉求日益增加，行业需要及时呼应这些新需求。

连接丰富医疗资源以及庞大用户群的数字医疗平台，迅速调整定位。发挥线上线下联动优势，以“会员式”服务为抓手，微医等数字医疗平台开始打造“专科医生+全科医生+健康服务管家”协同式的医疗服务，针对个人、家庭、企业、运营商等使用场景，提供一站式、多元化健康服务。

实现这种“线上+线下”的联动并不容易。这要求数字医疗平台需要先搞好“基建”，比如在业务重点区域设立慢病服务中心，甚至建立具备一定水平的实体医院——这样才能获得对医疗服务质量要求极高、审核极严的医保部门的“准入”，等等。而后，以线下服务实体为立足点，协同线上开展各项业务，除了诊疗、健康管理等，还可进行医联体、医共体的数字化体系建设，深度参与到地方医改中。

行业人士表示，依靠自有资金完成一个区域的数字医疗基础设施建设，门槛极高，“到底谁去负责建铁塔，谁去负责建数据的打通，谁去做面向老百姓的运营服务，这些一定要对行业资源去做整合。”

不过，实践已经证明“铺平道路”后的价值。数据显示，微医在泰安、济南、天津等地运营的互联网医院业务量接近三级医院规模。在泰安落地的慢病互联网医院，年问诊量已接近90万人次，这还不包括其他非慢病患者的日常在线问诊业务。考虑到微医在全国已经布局了34互联网医院，其服务的患者量以及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是巨大的。

下一阶段，数字医疗的切入点是什么？普遍认为，数字医疗经历“信息化+医疗”与“互联网+医疗”，正迈向以“人工智能+医疗”为代表的数智化3.0新阶段，AI将成为竞争的核心。所以，微医们也正培育自己的新优势。

据了解，微医利用自身丰富的医疗资源积累以及数字化能力，开发了智能健康云、数字医学大脑、智能医疗器械“云+脑+端”数字智能化医疗服务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依托该体系开发的“眼底影像计算机辅助诊断软件”，在2022年4月获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三类证”。

可以预见，一旦AI能真正融入现有医疗服务体系内，不仅能为解决老百姓看病诉求提供革命性的手段，也将带动数字医疗的再一次升级，行业格局本身也将会被重塑。

互联网+医药：“小杠杆”撬动“大改革”

医药领域的痛点，同样也是“互联网+医药”的发展机遇。

药价虚高、过度用药等问题，是中国医疗行业的另一困境，直接造成老百姓“看病贵”。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近年中国“药占比”虽持续下降，但依旧维持在30%左右，远高于OECD国家10%-15%的比例。

药械集采成为中国用以打破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重头戏”，通过节约流通、营销、进医院的费用，降低药品及耗材虚高价格，“腾笼换鸟”。

在此过程中，数字医疗平台躬身入局。微医旗下的海西医药交易中心通过搭建阳光化的线上药械联合限价采购平台，有效助力了三明医改。2017年，该平台承建了国家医保局全国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平台，并受三明采购联盟独家委托开展药品耗材跨区域联合采购。

“药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其关联的上下游之多、相关利益方之复杂，往往需要政府展现极大的魄力，并灵活运用相关管理、技术手段，才能实现卓有成效的改革。

而建立数字化药械交易平台，不仅可以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高效、透明的药品交易模式，并通过规模化采购有效降低药械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已经过充分验证的“互联网+医药”服务模式，能够作为政府的“小杠杆”，用来撬动“大改革”。

中国一直鼓励这一模式的发展。2021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指出，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推动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健全政府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的工作机制。

政策推动下，数字医疗平台持续探索药械交易平台业务模式。通过海西医药交易中心、北方药械联合采购中心等多个药械交易平台，微医创新“互联网+医药”业务模式，协助各地方政府、医疗机构发挥医保规模化采购优势。如，海西医药交易中心所服务的三明采购联盟，截至目前已覆盖16省的29个地级市、4个全国医改示范县，覆盖区域人口逾1.6亿。

此外，在中医药领域，数字赋能有着另外一层含义。

中药（材）的集采一直面临质量标准难统一的难题，尤其是中药的质量受到从种植源头到市场流通的各个环节影响。如何做好集采的质保工作？数字平台再次体现出独特的优势。

如，微医为三明采购联盟省际中药（材）采购联盟打造服务和技术支撑平台——山东互联网中药（材）交易中心，建立起质控溯源等五大核心体系，保障联盟采购中药（材）做到“保质、提级、稳供”，并引导行业不以降价为目的，而是促进“优质优价”良性发展。2022年1月，山东互联网中药（材）交易中心受三明采购联盟委托，启动全国首次中药联采，来自全国19个省86个城市的9547家医疗机构参加，报量规模超过100亿元。

其实，从数字医疗平台自身的业务逻辑而言，建立药械交易平台成为补足其医药保闭环的重要举措。它可以充分整合供应链上下游，通过降低药械的成本，与平台供应侧（医）、支付侧（保）形成协同。

这一点已得到充分体现。第五届健康大会上，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与微医北方药械联合采购中心发布“糖尿病用药联采计划”，进一步推广慢病药品联采模式。前期实践中，依托微医北方药械联合采购中心，天津市健共体针对部分常用慢病产品先行试点联采，平均降幅达19.5%，有效降低了健共体运营成本。

该模式类似于美国医疗巨头联合健康Optum业务的PBM平台——OptumRx，它与该集团的医、保、数业务形成闭环，通过药品采购、药品目录管理、处方集管理等手段，获得药品价差并实现盈利。PBM在中国刚刚起步，药械交易平台这种业务模式，已经初步具备了降本、增利的潜力。

互联网+医保：“按效付费”落实健康责任制

随着新医改的深化以及社会发展变迁，我国医疗事业面临挑战也变得愈发复杂。当下尤为凸显的一个矛盾是，我国加速进入老龄化时代，医疗需求加速释放，而经济新常态下过快增长的医疗投入变得不可持续。

举例来说，医保作为“三医”龙头以及医改指挥棒，一直按照医疗服务项目多少进行付费——这种“以治病为中心”的付费方式，容易诱导和刺激医疗消费，导致医疗费用浪费和不合理上涨。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达72175亿元，相比2010年度，全国卫生总费用增加52194.61亿元，年平均增幅12.38%，远高于GDP增长速度。

其中，慢病正成为医疗体系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在2019年，3亿慢病患者消耗了69.6%医疗支出，即4.5万亿元。按照这一趋势，到2030年慢病治疗管理费用占比将达84.4%，即14.9万亿元。尽管如此，慢病患者所获得的健康服务效果却并不理想。

如何以可承担的成本，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健康维护服务？是医改的重要目标，也是数字医疗的又一机遇。

参考美国医疗体系的改革道路，美国的支付方式大致经历了从FFS（按服务付费）再到HMO（健康维护组织），后者的诞生与美国控制疯涨的不合理医疗费用息息相关。HMO的核心变革在于，医疗支付方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通过健康风险管理、服务利用管理和医疗质量管理等方式共同参与医疗服务的平衡，从而实现医疗服务的成本、效果最佳化。

中国以医保支付改革为牵引的新医改也与之异曲同工。2018年5月，国家医疗保障局成立，由“超级支付方”牵头，推动从“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

2021年10月，《关于深入推广福建省三明市经验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多次提出“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强调要加强对医疗联合体“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绩效考核，探索医保基金总额付费。

这被业内视为中国在支付改革驱动下，深化医疗供应体系再造，推动建立中国版健康管护组织的标志。

在这一可能影响未来5年乃至10年的医疗变革浪潮中，中国数字医疗行业没有失位，“数字健共体”成为变革中的关键词。

从模式创新的角度来说，“数字健共体”是医联体、医共体的升级版。它基于打通医保支付的互联网医院，整合区域内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组建紧密型互联网医联体和健康管护组织，实现“为大医院分担压力、为基层医院提升能力、为医保和商保支付提效率，从而实现区域健康指数的提升”的目标。

如，在天津，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牵头266家基层医疗机构组建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以慢病管理为突破口进行医疗服务的数字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管理。

在数字健共体的建设过程中，数字医疗平台的整合服务能力充分展现：首先，构建数字化、集约化服务体系，提升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构建标准化、一体化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再者，建立按效付费的健康责任制，提升基层医生服务动力。

其中，以医保“整体打包付费”“按病种和按人头打包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和基层医务人员绩效机制改善为推动力，创建的医疗服务“按效付费体系”，成为健共体突破固化利益藩篱、实现规模化正向发展的关键举措。

截至目前，天津市已落地健共体改革举措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提升了100%，最高的同比提高280%。健共体内试点基层医疗机构的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达76.68%，纳入示范级慢病管理3个月以上的患者血糖达标率比非管理患者高13.5%，已落地按人头付费的基层医疗机构医保结余率达到16%-31%。

数字健共体的探索真正打开了行业的上升空间，也解答了多年来资本市场关于“互联网医疗如何真正走通商业模式”的拷问。

从商业维度看，该模式完成了对区域医疗、医药、医保资源的高效整合，这在传统数字医疗业态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所产生的规模化效应也不可同日而语。

仍以天津市基层数字健共体为例，目前其日门诊量已超1万人次、单月营收规模已逾1亿元，就是在一个参保人口约1000万的医保统筹区，健共体在30个月内达到了一个相当于大型三甲医院的日诊疗量（1万人次），且每年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达100元——如果健共体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复制和推广，其市场及产业价值的增长速度会极快。

从产业维度来分析，数字健共体也是一种数字新基建和民生基础设施，其在医保支付、药品采购供应保障等功能作用，以及医保连接医疗、医药供需双方的市场优势，能够有效联动区域大健康产业发展，这在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该数字医疗模式也受到了政策力推。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相关政策文件，明确提出：引导地方探索基层数字健共体建设。受此政策影响，多地也加快落地数字健共体。据了解，除天津外，目前山东、福建、上海等省（市）也已落地该模式，其中多个地市的数字健共体业务及营收达到了三甲医院规模。

数字健共体的成功实践，得益于在过去十年中，行业不断打通医、药、保，并实现了供给侧、需求侧以及支付方之间的“超链接”，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更深入地参与到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塑中，挑战更加综合医疗服务场景。

从互联网医院打破医院围墙，到药械交易平台破题药价虚高，再到数字健共体构建中国式HMO……数字医疗在新医改浪潮中经历风雨。

回望这十余年，数字医疗不变的是，始终以数字化整合医疗服务资源，提高医疗体系效率并降低医疗服务成本，为患者提供更高效、优质、可及的医疗健康服务为目的；变化的是，这种社会效益会带来政策、资本等支持，不断驱动其业务与医疗体系深度融合，并加速其业务在更多区域复制推广。

现在，经历十年磨砺，数字医疗发展路径和前景趋于明晰。在下一个十年中，数字医疗还将如何让传统医疗服务体系从“旧貌”换来更多“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