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医院20年，转行做心理咨询师，他如何理解“医院大厂”？

当灾难出现时，心理问题往往在事件结束后数月乃至几年才会浮现。或许这时人们才会注意到心理健康的问题，思考灾难到底对个人、对社会的影响。

就在上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中科院院士陆林在《院士开讲》中提到，新冠疫情对人类心理影响将持续至少20年。

天然的关注视角指向大众，而身处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被认为是工作需要、坚强不摧的，或者说，他们的心理紧张状况被置于公众之后。

2022年5月29日，陆林在一场线上论坛中提到，经过对5万居民线上的抽样调查后，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务人员、感染者和一般人群患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率分别为26.9%，23.8%和19.3%。

长时间连续的工作时长、高强度紧张的工作要求、封闭式生存环境等等，都是医护工作者职业疲劳的原因。

2022年3月14日，上海疫情日趋严峻，上海市医务工会发起、舒辅EAP（员工心理援助项目）承办的医护心理关爱热线启动，这是上海市在本次疫情中最早且持续开通的心理热线之一。

通过这条热线，心理咨询师秦海清晰地感受到了上海居民心理状态的变化。此后他不断致力于关注医护心理健康，认识到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在市场化浪潮中，公立医院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一方面享受财政拨款，一方面要求自负盈亏。追求绩效之下必然是以病人量、手术量为导向，而在用人方面，编制越来越少，更多是合同工。这使得医护流动性变得更常见，如同在互联网大厂之间跳槽升职涨薪的一众“打工人”一样。

9月14日，秦海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两天走访医院调研，感受到了三甲的无奈和心酸。曾几何时，医院早已成为“大厂”，但不一定有员工心理咨询。而且本院心理科去承担这部分的任务，并不合适。

此前，秦海是上海胸科医院工会副主席和团委书记，告别了工作10年的公立医院后，2004年加入仁济医疗管理公司，2015年，他创办了个人心理咨询工作室。

在上海疫情的三个月里，秦海团队总共接触近400人次医护工作者，为其中70余名个体提供一对一心理咨询帮助，发现这些医护工作者中不少人出现了易激惹的情况，他们感到焦虑、抑郁的程度比常人更高。

透过这些电话和来访，秦海清晰看到了积压的情绪和背后庞大的系统性问题。从医院员工到侧面观察者，秦海开始从不同视角思考，当前的环境究竟对医生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而我们的现代化医院，又能做些什么？

以下是秦海的口述：

一条不断延长的医护心理热线

3月13号，我接到一个电话，放下电话后，我开始做上海医护人员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案，6小时后，一支心理热线团队组建成功。

给我打电话的是上海市医务工会常务副主席何园。基于去年抗疫经验，何园知道方舱里的医护工作者仍然存在大量的心理关怀需求，她希望在上海支援抗疫的医护能得到更多支持，于是，这条针对医护的心理关爱热线应运而生。

20名咨询师分别来自11个地方，每人每天值班3小时，线的另一头接入上海方舱医院，拨打热线的人则是封闭在方舱中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

这串热线号码通过上海工会体系，下发到各个医院和医疗队，但头几天，铃声一次都没有响过。

我们后来才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医护人员从穿上防护服到脱下服装，大概要经历7个小时。只有当他们脱下防护服，回到驻地，才有可能想起自己的家人，想起自己，想起自己心底那些强烈的、糟糕的体验。

为此，热线延长了服务时间，从晚上9点延长至夜里12点。果然，电话陆陆续续地来了。

随着上海疫情封控时间的延长，热线的名字却在不断变短，最初，这条热线叫“上海市抗疫医护心理关爱热线”，被带进方舱后，一些志愿者、方舱内的市民也会来求助——慢慢地，这些市民又将号码传递给方舱外的亲人朋友。

我干脆把“医护”两字取消了，改为“上海抗疫心理关爱热线”——这一刻起，我和咨询师们听到了无数上海最普通居民的声音。

一切仿佛望不到尽头。在这条心理热线的海报上，热线的截止日期也一变再变。

心理咨询更多针对的是情绪，但在一开始，热线电话接收到的都是现实问题。比如，配不到药，缺物资，同住的阳性病人没有转运等。

一些医护人员有基础疾病，需要长期配备胰岛素、哮喘药，但由于临时被指派去采集核酸，随身药物不足，每天都沉浸在焦虑之中。

我开始意识到，想要解决来电者的心理焦虑，本质上是要帮忙解决现实问题。

帮忙配药、急救电话、团购渠道、公益机构联系方式……这些渠道建立起方舱内外和现实的连接。

密集的核酸采集和超过一个月的封控期，使得许多医护根本没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感受。

4月中旬，我们团队做了一次医护群体的心理状态测评，他发现相当比例的医护已经呈现了重度焦虑、重度抑郁的体育bd，中、重度焦虑分别为15%和9%，中、重度抑郁分别为21%和10%。

有些是疲惫、与家人分离、看不见尽头的绝望。

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在电话中情绪激动，她从3月初开始滞留医院，每天凌晨坐车到偏僻的老城乡，再走路到居民家里采核酸。她的男友是医护人员，两人很久没见了，父母也没法照顾。

“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太难了，干得累死。”她哭着说她想回家，我不知如何安慰。

还有很多集中隔离点、方舱医院、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打来的电话。身边同事接二连三被感染，他们也担心自己有被感染的可能。有的医护会觉得内疚自责——因为倒下了，其他同事会更忙；有的甚至觉得丢脸，自我检讨，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

“我想辞职”

“如果再有一次疫情，我可能会选择辞职。”一名护士对我说，这是她第二次踏进方舱医院。

这名护士已经出现了躯体化体育bd：病房中高烧的病人，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以及眼前被呼出的水汽模糊的口罩，都可能让她感觉呼吸困难、心跳过快、肠胃不适。她总是担忧防护措施不够。

我提示她，现实防护措施并不是真如她所想象的那样脆弱，也许是内在的焦虑情绪放大了环境中的不安全因素，接着帮助她分析是否有其他因素导致了内在情绪的焦虑。

医护工作者经过专业训练，在面临高压的工作环境时，他们可能会先选择调试自己来主动适应环境，但对于一些工作者来说，情况很有可能是其内在的创伤尚未修复，就又继续投入下一轮工作。

医护很多时候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可以被关怀、被支持的，所以，也不会主动打热线求助，打过来的，很多已经到了崩溃的状态。

如此循环往复，一旦心底积攒太多压力，最终可能一个微小的点，就能导致情绪爆发。

比如，一位感染新冠的护士住进了隔离酒店，吃饭时发现筷子上有霉斑。这是一件简单的生活小事，在一个被封闭的环境下，带给她极大的不满，以至于她开始怀疑是否隔离者的待遇普遍如此。实际上，也许就这一双筷子有问题，如果一开始她的诉求被倾听了，有人去给予她一些安抚，也许她的心情就很快能平复下来。

为了更细微地洞察医护心理状态，我们决定加入八个医护工作群。起初只是默默观察，后来每天开始在群里发送一些带有心理知识的海报图，或是一首放松疗愈的音乐，或是正念冥想视频。这些琐碎的工作使我们与医护同在。

有些医护工作者看到群里心理咨询师的信息，会主动建立联系，或者在群里回应咨询师，“今天的歌蛮好听的，谢谢啊”，“看到这张图片，心里暖暖的”。在我们发放心理调研问卷时，也有医护会私下问咨询师：“我做出来的结果是’严重’，该怎么办？”

在上海疫情中因为客观原因没办法展开的心理咨询，在上海医护援助海南疫情时，得到了规范和完善。

6月底，上海疫情刚平息，海南疫情开始发酵。在为援助海南方舱的医护做线上讲座时，我设计了一个小游戏，让他们在白纸上自由作画，表现出此刻脑海中所想的“雨中人”。

一幅画中，雨滴很大，但伞更大，这把伞由两个人撑着，十分坚固。这代表作者的内心是淡定从容的，尽管外界的挑战很大，但这两个人组成的团队足以应对这样的挑战。另一幅画中，密密麻麻的雨滴下，一个人在行走，没有携带任何雨具，从头到脚彻底淋湿。

显然，后者情况更糟糕，需要重点关注作者的近况。类似于这种的自由联想投射性训练，能帮助一个人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根据画面中人所处的环境、人的状态、人与环境的关系等多维角度解析医护当下的压力。

在咨询中，我大致将疫情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总结为两类，要么麻木隐忍着压抑自己，要么直接了断地选择放弃。

有医护就直接说，想要逃离医疗圈，不干了，还有一些可能是想离开一线工作，回归二三线，哪怕在社区医院工作也行。

尽管对于北上广的公立医院来说，并不担心人才流失的问题，大三甲总是能够源源不断地吸引到人才，正因此管理层会视这种流动为正常现象；但每一个熟手的离职，都会增大医院的成本负担。

医院如大厂

一般来说，医护工作是相当稳定的选择，至少在我快三十年的从业经验来看是这样。但现在，医院里，医护人员的稳定性也正在下降。

现在，医院步入大分院时代，院区多少和规模，成为彰显医院实力的一种标志。

回顾上世纪末，医院空间狭小。过去，我听过两个院士合用一张办公桌的情形，就诊环境紧凑到“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程度，但也在无形间拉近了医生的距离感。

随着医院改革不断发展，中国医院的体量规模已经达到空前庞大的地步，无论是建筑空间、行李隶属抑或是管理层级，从前的独立小医院逐渐隐入历史，而被整合、联盟为一体的大集团医院所替代。一些地处闹市的大三甲本部，可能还比不上地市级医院的一个分院。

医院的体量在不断壮大，但医护人员的职场交往范围却逐渐萎缩。

从前在一家医院，五六百号员工，好歹还能混个脸熟；但现在的公立医院，动辄员工千人，员工概率只能认出院长、书记等领导，再就是部门条线的主任和同科室的同事等人。

公立医院的分工不断往精细化发展，变得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互联网大厂一样，可能每个员工在庞大的医院体系下面做着就是的小小的事，其中一两个人员的流失对整个庞大机器的运作影响是十分细微的。

医院壮大，意味着里面的人更微小了，更难以被关怀到位。从前上门家访、一对一谈等关怀形式如果放到现在，似乎有些“不合时宜”。

疫情改变了医护的工作状态，这种影响会持续到后疫情时代。穿上防护服，医护成了“医疗兵”；脱下防护服，医护还是普通人。

无论有没有疫情，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始终是医护人员的常态。这也许就是一些医护始终“不愿”休息、没有时间寻求帮助的原因之一。

即使院方提供了医护调休的机会，也鲜有人响应。一些医护工作者在不断将自己投入下一轮工作中仿佛失去了一个提醒自己休息的“刹车”，他们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给自己一个疗愈休整的空间，“如果我休息了，我的工作谁来顶？”

无处安放的医患

对于病人来说，医院的发展更多体现在看病时各种设备的智能化里。从挂号、问诊、检查、开药，整个就诊流程数据在后台的网络流通，节省了相当繁复的人力工作，也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

如今，医院少了提倡人文关怀，而是更加宣扬效率。

一名医学专家，一个上午能挂到100多个号，有3、4位研究生在旁协助，而一个患者与这位医生真正的见面时间，也就一两分钟。医生的眼光更多停留在电脑上的病例，仿佛那些电子资料、检查单，才是比眼前人更真实的存在。

在种种指标的要求下，在智慧医疗的辅助下，医院的效率越来越高，医院成了一个24小时高速运转，不断吸纳、喷吐患者的工厂，治疗结束后的病人被获准出厂，不时再返厂维修。

但这样的医院，是否对身处其中的所有人，都是友好的呢？

至少对老年人来说并非如此。许多老年人还持守着传统的就医模式，只会在医院挂号的窗口掏出自己的医保卡，而对于微信公众号等线上预约挂号模式一窍不通。尽管这些技术便利了年轻人，但对于独自就诊的老年人来说，等他们到实体医院挂上号，也远远落后于线上预约号的年轻人。

智能技术也并非对年轻人始终友好。一名前来向我咨询的年轻女孩就曾因此奔溃，她情绪的触发点在于，她不清楚在如此智能化的医院里，怎么才能取到自己的X光片。对于医院来说，你没有提出要片子，医院就默认你不需要了，这就成为医院的一个电子档案。在诊室时，没有人提起此事，后来她跑了好多地方，始终找不到拿片子的地方，也难以在其他医院就诊时说明病情。

许多时候，机器取代了人工，但它还远未达到能为患者提供一切问题的解答的地步。

记得二十多年前，医院配药处的员工甚至能记清当时药物的名称和价格，经过人手交给患者。但这件事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首先各类药物种类的丰富度已超过人所能记忆的范畴，来医院看病的患者之多也让这件事的复杂性成倍增加。

医院里的任何一个员工都存在情感劳动的面向。无论是保安也好，财务也罢，所有人都有可能会和进入医院的患者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而患者可能产生的陌生感、迷茫感或焦虑感都可能通过这种交流传递给医院中的员工。

一方面是越来越严格的医院KPI考核制度、智能技术加持下不断加速的医院运转速度；另一方面是高度敏感的医患关系和严谨的规章制度，这种高紧张、高压的工作环境必然会造成一个人的职业紧张。

有一件事至今令我印象深刻。2000年左右，胸科医院的一位小护士，晚上值完班说胃不舒服，检查后发现肚子里有肿块——这名年仅22岁的小护士已是胃癌晚期，被认为最多还有两个月时间。

这名护士本身家境不太好，作为团委书记的我组织募捐，为她家里筹到一万七千多元。为了完成这名护士的心愿，我们还安排了她和姐妹一起去南京三日游。只是因为她说，想看一次南京的海底世界。这趟旅程回来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的病房。

现在回想起来，我仍庆幸，医院为这位小护士以及她的家庭做了有关怀价值的事，但在今天，这种“对具体的人的细微关怀”逐渐式微。

2008年汶川地震后，心理危机干预开始在国内逐渐成熟起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床心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钱英介绍，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发生火灾后，国家首次派心理专家进行援助，这是中国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开端。

疫情推动了心理危机干预的普及，现在各省市都建立了专业的队伍。

但这还不远远不够，除了医院方面需加强对员工的关怀意识，我们还需要更多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做一些常识性的科普工作，帮助更多医护乃至普通人去除对心理问题的耻感，给予员工更多的关怀。

陈鑫、汪雨卉｜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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