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月,我最长的一次睡眠是在某天下午眯了4小时

  • 2022-11-11 08:00:07 腾讯健康
  • 陈更
  • 健康

焦灼的生活现实,会引发睡眠危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走进失眠门诊,借助药物治疗,才能换来一丁点的睡意。

失眠的日子

长期重度失眠是种什么感觉?张宁侧头想了半晌说,“濒死感”。

这是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用于描述心肌梗死的词,发现完全可以用来形容自己失眠时的感受。

凌晨3点,张宁的身体已经极度疲惫,肌肉紧绷且酸疼,意识却异常清醒。

心脏在这时跳得沉重,每跳一下胸口就疼,连带着左手发麻,有时候他感到心脏都漏跳了两拍。

头晕,闭着眼睛也感到天旋地转,但他只能紧闭双眼,作为最后的求生手段。

年初,他因为经营压力关闭了工作室,失眠变得越来越严重。近半个月,他最长的一次睡眠是在某天下午眯了4小时,其他时间都昏昏沉沉,眼前偶尔会出现光斑。

到了后期,他开始干呕,多走动一会儿或是猛地站起来都会引起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出于最原始的求生欲,张宁去了睡眠门诊。因为有心脏疼痛和头晕的体育bd,他问医生,有没有可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

医生回答,这里只能解决焦虑和抑郁引起的失眠。

与张宁一样饱受失眠困扰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多。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的最新调查,超过 3 亿国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90 后、00 后的睡眠问题最为突出。

在长期被失眠困扰的年轻人中,向医疗系统求助的选择并不少见。《2022中国职场青年睡眠质量报告》显示,高于40%的年轻人有睡眠问题,有15%的年轻人失眠后会寻求医生的帮助。

珊迪也曾被一种“快要死去的痛苦”驱使去了医院。无数失眠的夜里,肉体已经疲惫到极致,脑袋却自动播放着工作细节。心脏突突地跳,快到像要撞出胸口,心口疼,头也疼,仿佛下一秒就要猝死。

她甚至丧失了求生欲,只是躺着,想着人生本就受罪,如果能猝死,或许也不错。她甚至想过求死,但不忍心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医院的前一周,珊迪总共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连续两个月没有过完整的睡眠。那段时间她工作毫无状态,在公司几乎听不进领导的交代,跟下属说话时也语无伦次。

有次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珊迪眼前一黑,险些晕倒。远在澳大利亚的医生男友得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催促她去看医生。

珊迪去了上海一家医院,看诊的是位睡眠障碍专家,沟通非常耐心。在询问了她的病史、睡眠、食欲、心情等情况后,医生为她安排了检查,接着做了一个小时的问卷。最后医生的结论是:中度抑郁症。

珊迪不信,又去了另外两家三甲医院检查,结果还是一样。走出诊室,珊迪有种宿命感。

上海静默期间,大家状态都不好,姐妹们还互相打趣,“送你去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后来那家医院门口果然排起了长队。

珊迪给母亲打了通电话,希望得到一些安慰。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不以为意,“你就是晚上手机玩多了”。

挂断电话,珊迪坐在医院门口,抹起了眼泪。

吴铮去看失眠门诊时,装了一肚子话。他为自己的失眠找了很多原因,可能是被裁员后作息紊乱,可能是找工作带来的忧虑,也可能是因为性格敏感、脆弱。他希望找医生解答。

等到站在诊室门口,吴铮才意识到,来这里也找不到答案。诊室的门大大敞开着,他排在队伍最后,听见了里面的对话。

“你想吃药治疗吗?”

“情绪低落多久了?”“一年。对什么都高兴不起来。”“你需要换药了。”

有病人想展开描绘自己的病情,很快就被医生拉回来。“两点才睡,什么事儿都放不下……”“我给你加一点药。”

每位病人,进去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他们抛出的问题,解决方案都是用药物治疗。吴铮甚至有个错觉,这里有点像《西部世界》里的AI(人工智能)维修间。

图|睡眠医学科诊室门口

“轻度抑郁症”,做完检查后,医生得出结论,并给吴铮开了处方:劳拉西泮、盐酸舍曲林……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用极快的语速交代了药物的用法用量。

咋就抑郁症了哩?吴铮有些发懵。医生没时间留给他发呆,打断他说,“你后面还有32个病人等着”。吴铮只好识相地离开。

35岁,失眠10年,刘凯的治疗经验早已横贯各种疗法,“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我都试过。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看西医、看中医、看心理医生和放弃治疗回家看书。”

他认为,看病绕不开焦虑和抑郁两个话题,主要靠吃药治疗。刘凯吃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吃完立马可以睡着。副作用也很明显,就是睡不醒。那时刘凯在一家电脑硬件培训机构当老师,困得张嘴说话都费劲,根本讲不了课,只好脱产在家休养。

心理治疗的当场效果很好,听得人激情澎湃,仿佛从未病过,但出了诊室该失眠还得失眠。

架上失眠的烤架

吴铮失眠始于2020年初,他是一名程序员,在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团队只有五个人,事多人少,但他干得还算开心。

因为迪拜疫情,项目需求变少,项目组不得不解散。吴铮被公司调岗,在新的团队中总是需要跟领导周旋,不适应与疲惫的感受将他淹没。今年3月,公司因经营压力开始裁员,吴铮主动找到上级,“干脆把我裁掉吧”。

拿到公司的裁员赔偿后,吴铮在前三个月过得很开心。他去大理旅行,在家看剧、打游戏,怎么随性怎么来。

开心背后的代价,是睡眠时间变紊乱。

没有上班的压力,闹钟变成闲置的摆设,手机上的时钟都变得多余。每天,吴铮在日光最强的时候起床,吃完饭后,倒在沙发上又睡了,再醒来时天色已暗,此时他的一天才刚开始。没有压力就没有疲惫感,深夜关了灯,钻进被窝后,仍意识清醒。吴铮干脆坐起来,把灯打开,找点事做,觉留到第二天晚上再睡。

连续性失眠出现在找工作期间。今年6月,吴铮的手头开始吃紧,计划回到职场。四个月过去了,他始终没能鼓起勇气走到面试官跟前。

图 | 吴铮在门诊现场

晚上10点之后刷招聘网站,刷完就睡不着了。市场开发APP的需求大不如从前,招人的职位多是基础的运维工作,但吴铮不想放弃前沿的开发工作。程序员的面试内容随技术迭代快速拓展,“从小学到博士的知识点都会考到,这意味着没有考试范围”。

吴铮明白,找工作只能多面试,但他一直被“面试恐惧症”卡住,止步不前,可时间不等人。

程序员的职业路径很清晰,如果35岁还没晋升管理层,就会一直沉在行业底部。吴铮认识40岁还在底层的程序员,只能做大公司外包的工作,“就是些边角料的工作”。吴铮再过几个月就将满30岁,危机感步步紧逼。

睡眠障碍的背后,心理因素成为绕不过去的大山。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排在前三的失眠原因,是情绪困扰、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久病成医的人,常能自我诊断失眠的根源。

刚来北京时,张宁并不是个有野心的人,那时他刚毕业,只想找份工作。最初他在一家老牌画室教小朋友水墨画,这是份安定、闲适的工作。不久后,他产生了疑问,“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他决定逼自己一把,开了间工作室,把主要业务转向活动行业,将教画作为副业。

疫情和“双减”政策的到来,令张宁的主业和副业双双遭受重创,生活迅速滑向动荡不安。疫情之前,张宁的工作室平均每周都会接到新项目,疫情期间,工作室曾连续三个月没有接到项目。每当疫情反复,张宁的朋友圈就会被同行取消或延期活动项目的消息刷屏。

折腾多年,换来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很少人能将失眠作为一种病去看待,即便替换成睡眠障碍等医学名词,也无助于理解。

珊迪的父亲甚至觉得,患有睡眠障碍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超能力,他认为珊迪在金融界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应该利用失眠的时间创造更多价值。珊迪的工作,让父母觉得脸上有光,在一个薪资丰厚的行业,享受国企的待遇,还有经常出国的机会。今年2月末,上海疫情爆发,金融业备受震荡。珊迪的公司迎来人事调动,她有了新的领导。

新领导主张“业绩就是一切”,刚上任就改掉了部门的KPI。珊迪因为外貌姣好,从研发、技术类岗位,被调到营销岗。

金融产品的营销,不仅受广告法管辖,还受证券法限制。根据证监会要求,公司每次发布产品广告图,都需要经过法律合规部的审核。审核需要一段时间,会拖慢营销的进度,新领导要求她跳过这个流程。

一次开日会,大家汇报自己当天的工作进度,珊迪说广告被送去审核了,领导勃然大怒,质问道:“你为什么要拿去审核?”珊迪很为难,如果证监会查下来,责任都是由经手业务的员工承担。有同事提醒她,一定要注意法规问题,否则轻则年终考评不合格,重则影响金融从业生涯。

在巨大的压力下,珊迪开始失眠。每天只要一闭眼,大脑就一条一条地闪现当天的工作,她控制不住地去想有没有疏漏的地方。脑子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有时一星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活在恐惧中

靠药物治疗失眠,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有人吃黛力新,手会不自觉颤抖,有人吃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会困倦乏力。在刘凯看来,最大的副作用是心理负担。

治疗失眠的第八个年头,不知是不是产生了耐药性,刘凯吃完药也睡不着了,“一旦你长期失眠,吃药还没有效果,你会本能地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他觉得自己肯定患了什么重病。晚上睡不着觉,心脏砰砰砰地跳,那种濒死感迫使他叫过两次救护车,医生来后,告诉他没事。

连续两、三个月都昏昏沉沉,他又觉得大脑有问题。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报告显示没有问题,他不信,过段时间又去拍一次。日复一日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失眠吧里有这样一句话,“抑郁是想死,焦虑是不想死”。但刘凯觉得焦虑和抑郁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沉浸在悲观的情绪中,总是焦虑自己是不是有病,两三年下来,很难不抑郁。

这些年,刘凯在失眠时看过很多书,关于脑神经的、思维认知的、人际交流的。他觉得失眠的人虽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性,就是敏感,生理和心理都敏感。

如果非要用多年经验给出建议,刘凯觉得是“远离悲观信息”,目的是戒断习惯性的悲观。包括不要跟失眠病友交流,不要去网上搜索自己的体育bd,以及少看负面新闻。

在吃完药也没有困意后,刘凯开始用哲学的眼光看待失眠。他认为失眠也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如果不给自己设定具体的目标(比如今天要完成什么任务、几点睡觉),而是顺其自然困了就睡,“至少能获得一个60%的睡眠”。

中国的睡眠医学起步较晚,近20年学科才逐渐取得研究成果,睡眠医学中心的承载能力也相当有限。患者从不知道有睡眠门诊,到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室,更是晚于医学发展的节奏。还有许多人,在求助医疗无果后,开始尝试自救。

确诊抑郁症后,吴铮变得更抑郁了。他上一次感到有一丝开心,是半个月前钓鱼时,鱼咬钩的那一刻。

为了保持规律睡眠,他推掉了去钓鱼的聚会。鱼塘太远,要住在朋友家,他认床,睡不着。

吴铮后悔跟母亲提起自己的失眠。母亲是个中医养生爱好者,觉得一个健康的人应该在23:00前睡着,吴铮在她的鼓动下才去了医院

“哪个程序员能做到早睡?现在好了,查出一身病,都是医生说的,你还不得不信。”

失眠的夜里,吴铮总焦虑自己的前途。追究焦虑的根源,他认为是被大公司制造出来的。大厂的35岁裁员定律波及到小公司,被大厂裁掉的人流向小公司,小公司的岗位也随之减少。只要大厂愿意,小公司的生存空间随时可以被挤压。去大公司有年龄限制,去小公司很可能会被悬置, “当你发现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了”。

动荡的行业让张宁开始反思,不该把重心都放在工作上。在北京多年,他唯一的生活痕迹,是谈过一个女朋友,交往半年就分手了。分手那天他回到家,发现女友已经搬走,他至今都不知道分手的原因。

事到如今,这趟列车已经停不下来,“如果不工作,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开处方时,医生给了珊迪两个方案。她选了一个,吃了一星期没效果,就自己停了。在珊迪看来,药物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真正治愈还得靠解开心结。

工作中的风险,职场的性骚扰,都让珊迪屡次想要辞职。她不止一次跟父母表明想法,最后都闹得不欢而散。父亲说,“别人怎么可以坚持,你就是抗压能力不行”。

没有取得父母的理解,珊迪依然决定在今年辞职。她计划辞职后去澳大利亚旅游,放松一段时间。对父母就说去澳洲出差。

和珊迪的父母一样,保险也不认可失眠是疾病。看睡眠门诊走不了医保,商业保险也不给报销。珊迪拿着三甲医院的确诊报告去了保险公司,几天后收到了拒赔的信息,他们说,“这不是一种病”。

有时候,珊迪宁愿自己得的是明确的生理疾病。“那样就可以对症下药,也可以报销,还有人安慰。我失眠比很多病都可怕,到头来没人认为我得了病。”

撰文 | 李点

编辑 | 孙雅兰

——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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