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月，我最长的一次睡眠是在某天下午眯了4小时

焦灼的生活现实，会引发睡眠危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走进失眠门诊，借助药物治疗，才能换来一丁点的睡意。

失眠的日子

长期重度失眠是种什么感觉？张宁侧头想了半晌说，“濒死感”。

这是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用于描述心肌梗死的词，发现完全可以用来形容自己失眠时的感受。

凌晨3点，张宁的身体已经极度疲惫，肌肉紧绷且酸疼，意识却异常清醒。

心脏在这时跳得沉重，每跳一下胸口就疼，连带着左手发麻，有时候他感到心脏都漏跳了两拍。

头晕，闭着眼睛也感到天旋地转，但他只能紧闭双眼，作为最后的求生手段。

年初，他因为经营压力关闭了工作室，失眠变得越来越严重。近半个月，他最长的一次睡眠是在某天下午眯了4小时，其他时间都昏昏沉沉，眼前偶尔会出现光斑。

到了后期，他开始干呕，多走动一会儿或是猛地站起来都会引起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出于最原始的求生欲，张宁去了睡眠门诊。因为有心脏疼痛和头晕的体育bd，他问医生，有没有可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

医生回答，这里只能解决焦虑和抑郁引起的失眠。

与张宁一样饱受失眠困扰的年轻人正越来越多。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的最新调查，超过 3 亿国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90 后、00 后的睡眠问题最为突出。

在长期被失眠困扰的年轻人中，向医疗系统求助的选择并不少见。《2022中国职场青年睡眠质量报告》显示，高于40%的年轻人有睡眠问题，有15%的年轻人失眠后会寻求医生的帮助。

珊迪也曾被一种“快要死去的痛苦”驱使去了医院。无数失眠的夜里，肉体已经疲惫到极致，脑袋却自动播放着工作细节。心脏突突地跳，快到像要撞出胸口，心口疼，头也疼，仿佛下一秒就要猝死。

她甚至丧失了求生欲，只是躺着，想着人生本就受罪，如果能猝死，或许也不错。她甚至想过求死，但不忍心让白发人送黑发人。

去医院的前一周，珊迪总共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连续两个月没有过完整的睡眠。那段时间她工作毫无状态，在公司几乎听不进领导的交代，跟下属说话时也语无伦次。

有次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珊迪眼前一黑，险些晕倒。远在澳大利亚的医生男友得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催促她去看医生。

珊迪去了上海一家医院，看诊的是位睡眠障碍专家，沟通非常耐心。在询问了她的病史、睡眠、食欲、心情等情况后，医生为她安排了检查，接着做了一个小时的问卷。最后医生的结论是：中度抑郁症。

珊迪不信，又去了另外两家三甲医院检查，结果还是一样。走出诊室，珊迪有种宿命感。

上海静默期间，大家状态都不好，姐妹们还互相打趣，“送你去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后来那家医院门口果然排起了长队。

珊迪给母亲打了通电话，希望得到一些安慰。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不以为意，“你就是晚上手机玩多了”。

挂断电话，珊迪坐在医院门口，抹起了眼泪。

吴铮去看失眠门诊时，装了一肚子话。他为自己的失眠找了很多原因，可能是被裁员后作息紊乱，可能是找工作带来的忧虑，也可能是因为性格敏感、脆弱。他希望找医生解答。

等到站在诊室门口，吴铮才意识到，来这里也找不到答案。诊室的门大大敞开着，他排在队伍最后，听见了里面的对话。

“你想吃药治疗吗？”

“情绪低落多久了？”“一年。对什么都高兴不起来。”“你需要换药了。”

有病人想展开描绘自己的病情，很快就被医生拉回来。“两点才睡，什么事儿都放不下……”“我给你加一点药。”

每位病人，进去5分钟左右就出来了，他们抛出的问题，解决方案都是用药物治疗。吴铮甚至有个错觉，这里有点像《西部世界》里的AI（人工智能）维修间。

图｜睡眠医学科诊室门口

“轻度抑郁症”，做完检查后，医生得出结论，并给吴铮开了处方：劳拉西泮、盐酸舍曲林……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用极快的语速交代了药物的用法用量。

咋就抑郁症了哩？吴铮有些发懵。医生没时间留给他发呆，打断他说，“你后面还有32个病人等着”。吴铮只好识相地离开。

35岁，失眠10年，刘凯的治疗经验早已横贯各种疗法，“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我都试过。整个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看西医、看中医、看心理医生和放弃治疗回家看书。”

他认为，看病绕不开焦虑和抑郁两个话题，主要靠吃药治疗。刘凯吃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吃完立马可以睡着。副作用也很明显，就是睡不醒。那时刘凯在一家电脑硬件培训机构当老师，困得张嘴说话都费劲，根本讲不了课，只好脱产在家休养。

心理治疗的当场效果很好，听得人激情澎湃，仿佛从未病过，但出了诊室该失眠还得失眠。

架上失眠的烤架

吴铮失眠始于2020年初，他是一名程序员，在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团队只有五个人，事多人少，但他干得还算开心。

因为迪拜疫情，项目需求变少，项目组不得不解散。吴铮被公司调岗，在新的团队中总是需要跟领导周旋，不适应与疲惫的感受将他淹没。今年3月，公司因经营压力开始裁员，吴铮主动找到上级，“干脆把我裁掉吧”。

拿到公司的裁员赔偿后，吴铮在前三个月过得很开心。他去大理旅行，在家看剧、打游戏，怎么随性怎么来。

开心背后的代价，是睡眠时间变紊乱。

没有上班的压力，闹钟变成闲置的摆设，手机上的时钟都变得多余。每天，吴铮在日光最强的时候起床，吃完饭后，倒在沙发上又睡了，再醒来时天色已暗，此时他的一天才刚开始。没有压力就没有疲惫感，深夜关了灯，钻进被窝后，仍意识清醒。吴铮干脆坐起来，把灯打开，找点事做，觉留到第二天晚上再睡。

连续性失眠出现在找工作期间。今年6月，吴铮的手头开始吃紧，计划回到职场。四个月过去了，他始终没能鼓起勇气走到面试官跟前。

图 | 吴铮在门诊现场

晚上10点之后刷招聘网站，刷完就睡不着了。市场开发APP的需求大不如从前，招人的职位多是基础的运维工作，但吴铮不想放弃前沿的开发工作。程序员的面试内容随技术迭代快速拓展，“从小学到博士的知识点都会考到，这意味着没有考试范围”。

吴铮明白，找工作只能多面试，但他一直被“面试恐惧症”卡住，止步不前，可时间不等人。

程序员的职业路径很清晰，如果35岁还没晋升管理层，就会一直沉在行业底部。吴铮认识40岁还在底层的程序员，只能做大公司外包的工作，“就是些边角料的工作”。吴铮再过几个月就将满30岁，危机感步步紧逼。

睡眠障碍的背后，心理因素成为绕不过去的大山。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的调查，排在前三的失眠原因，是情绪困扰、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久病成医的人，常能自我诊断失眠的根源。

刚来北京时，张宁并不是个有野心的人，那时他刚毕业，只想找份工作。最初他在一家老牌画室教小朋友水墨画，这是份安定、闲适的工作。不久后，他产生了疑问，“我的人生就这样了吗？”

他决定逼自己一把，开了间工作室，把主要业务转向活动行业，将教画作为副业。

疫情和“双减”政策的到来，令张宁的主业和副业双双遭受重创，生活迅速滑向动荡不安。疫情之前，张宁的工作室平均每周都会接到新项目，疫情期间，工作室曾连续三个月没有接到项目。每当疫情反复，张宁的朋友圈就会被同行取消或延期活动项目的消息刷屏。

折腾多年，换来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很少人能将失眠作为一种病去看待，即便替换成睡眠障碍等医学名词，也无助于理解。

珊迪的父亲甚至觉得，患有睡眠障碍意味着获得了某种超能力，他认为珊迪在金融界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应该利用失眠的时间创造更多价值。珊迪的工作，让父母觉得脸上有光，在一个薪资丰厚的行业，享受国企的待遇，还有经常出国的机会。今年2月末，上海疫情爆发，金融业备受震荡。珊迪的公司迎来人事调动，她有了新的领导。

新领导主张“业绩就是一切”，刚上任就改掉了部门的KPI。珊迪因为外貌姣好，从研发、技术类岗位，被调到营销岗。

金融产品的营销，不仅受广告法管辖，还受证券法限制。根据证监会要求，公司每次发布产品广告图，都需要经过法律合规部的审核。审核需要一段时间，会拖慢营销的进度，新领导要求她跳过这个流程。

一次开日会，大家汇报自己当天的工作进度，珊迪说广告被送去审核了，领导勃然大怒，质问道：“你为什么要拿去审核？”珊迪很为难，如果证监会查下来，责任都是由经手业务的员工承担。有同事提醒她，一定要注意法规问题，否则轻则年终考评不合格，重则影响金融从业生涯。

在巨大的压力下，珊迪开始失眠。每天只要一闭眼，大脑就一条一条地闪现当天的工作，她控制不住地去想有没有疏漏的地方。脑子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有时一星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

活在恐惧中

靠药物治疗失眠，有时候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有人吃黛力新，手会不自觉颤抖，有人吃苯二氮卓类的安眠药会困倦乏力。在刘凯看来，最大的副作用是心理负担。

治疗失眠的第八个年头，不知是不是产生了耐药性，刘凯吃完药也睡不着了，“一旦你长期失眠，吃药还没有效果，你会本能地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他觉得自己肯定患了什么重病。晚上睡不着觉，心脏砰砰砰地跳，那种濒死感迫使他叫过两次救护车，医生来后，告诉他没事。

连续两、三个月都昏昏沉沉，他又觉得大脑有问题。去医院做核磁共振，报告显示没有问题，他不信，过段时间又去拍一次。日复一日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失眠吧里有这样一句话，“抑郁是想死，焦虑是不想死”。但刘凯觉得焦虑和抑郁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沉浸在悲观的情绪中，总是焦虑自己是不是有病，两三年下来，很难不抑郁。

这些年，刘凯在失眠时看过很多书，关于脑神经的、思维认知的、人际交流的。他觉得失眠的人虽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性，就是敏感，生理和心理都敏感。

如果非要用多年经验给出建议，刘凯觉得是“远离悲观信息”，目的是戒断习惯性的悲观。包括不要跟失眠病友交流，不要去网上搜索自己的体育bd，以及少看负面新闻。

在吃完药也没有困意后，刘凯开始用哲学的眼光看待失眠。他认为失眠也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如果不给自己设定具体的目标（比如今天要完成什么任务、几点睡觉），而是顺其自然困了就睡，“至少能获得一个60%的睡眠”。

中国的睡眠医学起步较晚，近20年学科才逐渐取得研究成果，睡眠医学中心的承载能力也相当有限。患者从不知道有睡眠门诊，到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室，更是晚于医学发展的节奏。还有许多人，在求助医疗无果后，开始尝试自救。

确诊抑郁症后，吴铮变得更抑郁了。他上一次感到有一丝开心，是半个月前钓鱼时，鱼咬钩的那一刻。

为了保持规律睡眠，他推掉了去钓鱼的聚会。鱼塘太远，要住在朋友家，他认床，睡不着。

吴铮后悔跟母亲提起自己的失眠。母亲是个中医养生爱好者，觉得一个健康的人应该在23:00前睡着，吴铮在她的鼓动下才去了医院。

“哪个程序员能做到早睡？现在好了，查出一身病，都是医生说的，你还不得不信。”

失眠的夜里，吴铮总焦虑自己的前途。追究焦虑的根源，他认为是被大公司制造出来的。大厂的35岁裁员定律波及到小公司，被大厂裁掉的人流向小公司，小公司的岗位也随之减少。只要大厂愿意，小公司的生存空间随时可以被挤压。去大公司有年龄限制，去小公司很可能会被悬置， “当你发现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嘛了”。

动荡的行业让张宁开始反思，不该把重心都放在工作上。在北京多年，他唯一的生活痕迹，是谈过一个女朋友，交往半年就分手了。分手那天他回到家，发现女友已经搬走，他至今都不知道分手的原因。

事到如今，这趟列车已经停不下来，“如果不工作，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开处方时，医生给了珊迪两个方案。她选了一个，吃了一星期没效果，就自己停了。在珊迪看来，药物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真正治愈还得靠解开心结。

工作中的风险，职场的性骚扰，都让珊迪屡次想要辞职。她不止一次跟父母表明想法，最后都闹得不欢而散。父亲说，“别人怎么可以坚持，你就是抗压能力不行”。

没有取得父母的理解，珊迪依然决定在今年辞职。她计划辞职后去澳大利亚旅游，放松一段时间。对父母就说去澳洲出差。

和珊迪的父母一样，保险也不认可失眠是疾病。看睡眠门诊走不了医保，商业保险也不给报销。珊迪拿着三甲医院的确诊报告去了保险公司，几天后收到了拒赔的信息，他们说，“这不是一种病”。

有时候，珊迪宁愿自己得的是明确的生理疾病。“那样就可以对症下药，也可以报销，还有人安慰。我失眠比很多病都可怕，到头来没人认为我得了病。”

撰文 | 李点

编辑 | 孙雅兰

——每天讲述一个从生命里拿出来的故事